第6章 应对咖啡危机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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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出现导致美国开始重新考虑这一立场。1959年，卡斯特罗出任古巴政府总理，在西半球建立了首个共产主义国家。3年后，在古巴的导弹危机中，他以发动核战争相威胁成功地震慑了美国，美国领导人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以防贫困交加的拉美国家转而投向共产主义阵营。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于1962年宣布，保持咖啡价格稳定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并补充道，“如果不能对拉美生产的生咖啡价格有所控制，卡斯特罗主义就会像瘟疫一般在拉美地区传播”。

实际上，对咖啡农而言，局势并非总是如此动荡，国际咖啡组织曾经在咖啡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签订协议，确保咖啡种植者的收购价格保持稳定，但是这需要强硬手腕来帮助推行。20世纪50年代的咖啡种植者的境遇与如今大体相当：市场一片混乱，几百万咖啡农都是在靠天吃饭，巴西的一次霜冻（这种情况每隔几年会发生一次）即会引发恐慌性购买，一夜间价格就会翻番。咖啡丰收又会导致供过于求，因为需求量大幅缩减，价格猛跌，大量的咖啡豆在仓库里腐烂变质，无人问津。这仿佛是要将一个无拘无束的超级球固定下来，筋疲力尽的种植户大声疾呼，希望能终结这种局面。他们认为如果能引入生产配额协定，则一切都能回归理性：一方面种植者可以控制进入市场的咖啡总量（从而避免供大于求），另一方面购买方也可确保咖啡供应量保持稳定。由于美国方面的极力反对，这一设想并未能付诸实践，而美国购买了世界上1/4的咖啡豆，它不希望干涉自由市场。

出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兄弟情谊，美国和其他咖啡消费国同意于同年签署首个《国际咖啡协议》，并成立国际咖啡组织监督此项协议的落实情况。30年来，咖啡农终于有了稳定的咖啡收购价格，主要咖啡品牌在大手笔的广告宣传开销之外，也不必再担心有什么额外支出。奥索里奥告诉我：“像雀巢这样的大公司非常支持配额体系，因为每年10月他们就会得知咖啡供应量，以及价格水平如何。管理者非常开心，他们可以即刻下班，在下午3点就能去打网球了，这才是井井有条的世界。”

整个问题变得几乎荒谬无比：如果我每磅咖啡豆要花费10美元，那么生产咖啡豆的农民怎么平均只能拿到41.5美分？^{<a id="note33" href="#note33n">[33]</a>}部分原因就是诡异的自由市场规律使然，但造成这一危机的还有政治层面的因素。咖啡农当前的窘境其根源部分来自强权政治的强行干预以及自由市场的长驱直入。

1989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整个世界也发生剧变。突然间，冷战结束，共产主义的威胁不复存在，再也不必担心那些羽翼未丰的卡斯特罗的追随者了，美国突然从国际咖啡组织中退出。1992年，咖啡价格猛涨50%。3年后，巴西的霜冻使得价格激增3倍。自由市场再次启动。

当谈到该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时，致力于提高许多咖啡农境遇的国际咖啡组织负责人失望地摊开双手，这也许预示着某种不祥的征兆，但是内斯特·奥索里奥完全有理由发火。一方面全球各地的消费者为买杯咖啡而不惜花钱，另一方面咖啡种植者的生存艰难到从未有过的地步。他只希望能有简单易行的方法，让这几百万人不至于忍饥挨饿，这些用不可思议的低价购买生咖啡的第一世界国家政府却不愿采取措施阻碍自由贸易。

似乎事态还不够糟糕，冷战的幽灵对咖啡农又使出最后的伎俩。美国对付共产主义最高调的战场当然是在越南。据奥索里奥解释，到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承认对越南负有道义上的亏欠，并决定（通过世界银行）进行偿还，以资助当地的农业。越南政府投票决定该如何使用这笔资金。他们决定种植咖啡，目光敏锐的读者现在应该会意识到，这相当于是将一生的积蓄投进老虎机来寻欢作乐。咖啡价格仅仅是因为霜冻原因一时走高，而越南官方却天真地鼓励民众大力发展咖啡种植。

《国际咖啡协议》

但这些还不是高质量的阿拉比卡咖啡树，而是罗布斯塔咖啡树，它们口感粗糙，更好成活，产量更高，种植成本更低，正是咖啡商用来以次充好、降低咖啡成本的超市咖啡。（那些大公司必须事先蒸熟罗布斯塔咖啡，去掉其本身的味道，再加上人造香料予以弥补，因为人们称其固有的味道堪比“烧焦的橡胶”和“肥料”。这就是为何我们会见到许多速溶咖啡名为榛果皇家卡布奇诺和焦糖摩卡调和咖啡的原因。）越南咖啡豆味道极差，当地人调制咖啡时不得不加上牛奶、蔗糖、黄油、鱼露，才能让口感好一些。

从洪都拉斯到卢旺达，几十代人的咖啡生产经验已经教会咖啡农如何应对生活的艰辛。但即便有着如此良好的适应能力，他们也无法承受目前所达到的史上最低的咖啡价格，这是拜一个最不可能的国度——越南所赐。

越南让劣质咖啡充斥了市场，而大企业巴不得能廉价收购咖啡。也就10年光景，越南咖啡的年产量从8.4万吨猛增至95万吨，是原来的11倍多，这使它仅次于巴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咖啡生产国。奥索里奥大声说道：“他们仅用10年时间就实现了哥伦比亚耗费百年才实现的产量！所以难怪他们没有做好应对这一切的准备。这些咖啡存在……问题。”没有国际咖啡组织的安全网保护，这些咖啡的涌入导致咖啡价格急转直下，劣质咖啡甚至殃及了优质咖啡。这时，咖啡农发现把地里的咖啡作物直接烧掉，都比收获加工再卖掉合算。据英国人道主义机构乐施会（Oxfam）估算，由于全球范围的供过于求，每年有50亿磅咖啡被浪费，这几乎够为地球上的所有人每人都分上1磅。

在2005~2006年收成年度，全球的咖啡种植园按照这种方式生产出143亿磅咖啡豆，其中热带发展中国家的产量占到大半，而温带工业国家消耗了总量的80%。坦率而言，穷国在为富国种植咖啡。在过去3个世纪里，这种供求关系从未改变。原本以为咖啡业会成为某种社会驱动力，但这一点从未成为现实。虽然欧洲殖民者不再看管这些种植园，但也许仍然存在某种控制体系。存在相当数量的中间商，诸如进口商、货运商、出口商和当地咖啡大佬（“老板”），这些人都会从农民的销售价格中抽成，咖啡种植者在其中根本无还手之力，只能任人宰割。因为他们一般都无法获得信贷，无法筹集资金，以摆脱这个圈子。如果他们饥肠辘辘，空有这些经济作物也无济于事，总不能靠咖啡豆果腹吧。

鉴于在工业化世界中，自由贸易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奥索里奥并不指望配额体系能在短时间内卷土重来。他为此四处奔走呼号，但根本无济于事，咖啡种植者基本上还是孤立无援。奥索里奥满脸的懊恼，他这样讲道：“在自由市场时期，一般会出现5年灾年，接下来是5年好年景，然后又是5年灾年。配额体系可以保护咖啡农的利益，可以确保最低价位。现在，市场是受巴西的霜冻和越南的干旱左右，完全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若要让这些咖啡树的种子变成美味饮品需要多种技巧，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咖啡的味道令人难以下咽。首先，采摘浆果的时间要在咖啡完全成熟的时候。在收获季节的每天清晨，采摘者腰间绑上柳条筐，在山间的晨雾中准备下地干活。他们要找到深紫色的浆果，快速摘下，丢到筐里，在一天劳作结束之后，会根据大家所装满的筐子数量领到工钱。（但在巴西的大型咖啡种植园，会用到貌似带轮子的足球网的机械采摘机来收集浆果，无论成熟程度如何，都会被一网打尽，最后再把不合格的浆果逐个挑出。）每个咖啡浆果的甘甜果肉中都包着两个种子，可以被处理成两粒咖啡豆。农场工人清洗浆果、剔除小枝和树叶后，把浆果送入打浆机，分离出硬质的种子，再把咖啡豆在巨大的混凝土平台上摊开晒干。工人们每小时要耙两次咖啡豆，以确保豆子均匀干透。经过这样一到两周的处理，他们会将浅绿色的咖啡豆装入60千克的麻袋包，准备销售给烘焙商。

在配额体系之外，国际咖啡组织、其他相关非营利性机构和咖啡生产国的政府首脑都提出过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但也都无济于事。大家一致决定要降低市场上的咖啡数量。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这一墨西哥的国有石油企业曾建议用多余的咖啡豆吸收泄漏的原油。还有人设法用咖啡豆当作燃料（据报道，巴西的火车曾用咖啡豆作为燃料），甚至作为动物饲料，当真如此，那么世界上的奶牛能耗将会大幅降低。乐施会希望跨国公司能焚烧6.6亿磅咖啡豆以缓解供过于求的问题，但大家对这一建议不予回应。（奥索里奥指出：“这是生意场，谁会对董事会提议，直接烧掉真金白银呢？”）咖啡市场的特性如此诡异，以至于当卡特里娜飓风把新奥尔良仓库中2亿磅咖啡毁于一旦时，这居然帮咖啡农解了围。在哪个行当，生产者看到自己的劳动果实严重被毁，还会如此兴高采烈？^{<a id="note34" href="#note34n">[34]</a>}若想绕过配额解决咖啡问题，几乎不大可能，因为没有其他的便捷办法来解决咖啡供应问题。咖啡豆产自世界上百个国家，绝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位置偏远的小农场中完成的。怎样才能协调这些农户所种植的咖啡树数量呢？奥索里奥讲道：“我每到一处，都要和农户及代表解释，为什么不要种太多咖啡，但问题是怎样说服几十万小农户步调一致。”更为复杂的问题是，要知道种植者需要提前3~5年确定咖啡树的数量，因为这是咖啡树成熟所需的时间，可市场却可能因为气候因素，价格瞬息万变。那该怎么入手解决呢？时刻都可能会出现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