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落户哈德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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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教士曾将房子的客厅变成教堂。屋子里有8个壁炉，其中一个成了祭坛。走过一段华丽的楼梯后，左首就是一个大餐厅，穿过中间的房间向右，推开沉重的红木门就是教堂。祭坛始终在那儿，不过不再固定在墙上。（最终我不得不重新修了个壁炉并安装了一个壁炉架。）我们改了门，打通了空间，这就是后来舞会举行的地方，乐队就在客厅里演奏。在餐厅我们修了个酒吧。

我们成立了个“南屋克鲁”（South House Krewe）的小团体，那天晚上在场的有3个记者、1位律师、1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个银行家以及我们两个来自华尔街的伙计，后来我们举行了一场狂欢节化装舞会。舞会最后成为每年一次的盛事并在纽约广为人知。我们每个人允许邀请数量有限的嘉宾参加舞会，我们专门设计了很炫目的邀请函。几年后，正如所料，但凡谈及举办舞会，一群人养成了不请自来的习惯。我们没让这些人离开。这就像伍德斯托克那样，这样做不切实际且不太妥当。

我们主办了6次年度舞会，因为这6年的舞会，我从未抽出足够的时间来修缮这所房子。一旦要对房子进行改造和装修，操办这个舞会就变得有些不切实际，我们必须得停止一切活动。舞会还举办的那一年，当晚我接到好几个电话问：“舞会什么时候开始？”那天晚上，原来的“克鲁会员”聚在我家一起享用“私人黑带”晚餐（指不对外开放，且参与人士系黑领带的晚餐），当盛装的人们出现在门口时，门铃一直不停地响。

我依然记得买房后去看房的那个晚上。因为那里实在太昏暗，只好打着手电筒在屋里走来走去。看完房关上门，我去了拐角的五金店买了200美元的灯泡。店主从未见过我这样买灯泡的。1977年，200美元可以买很多灯泡，这是用很多灯点亮整个房子的最基本的办法。一天晚上，我和女朋友及她几个朋友在一起，其中有个人想出一个主意：“狂欢节即将来临，你有这么大的空房子，是狂欢节舞会的理想场所。”

在我退休后第二年，即1982年，我准备装修下自己的房子。整个房子全是漂亮的木工活，主要是桃花心木和橡树。我雇了个施工队来修复它。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你首先要给木头上漆。耶稣会对这套房子的建筑美学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关注的是去天堂，不是在现世里重造这所房子。他们确实非常在意房子的基础设施。整个建筑都很健全，所有的管道、走线都非常齐整。这个地方需要的仅仅是清洁干净。

我的计划是在那所房子里小住几日，看看在装修前怎么住在这个地方。我依然在华尔街工作，依然疯狂地试图在人生中获得成功。我很少有空余时间，也从未占据过如此大的空间。我一直住在只有一个卫生间的公寓里，甚至都没有可以面对着讲话的家具，可现在我却看着这所有5层楼、1万平方英尺、完全空阔、位于世纪之交的豪宅。

我还请了位建筑师和一名室内设计师，后者开始帮我布置10个卧室，其中有些被我派了别的用途；室内设计师还帮我建了个书房和桌球室，等等。房子里有部电梯一直到5楼，直通房顶。我在屋顶铺上甲板，安装了一个热水浴缸、一个蒸汽浴室和一个露天厨房。还建了个额外的室外生活空间，重建了大部分娱乐区。我还在后院搭了个烧烤炉。《纽约邮报》的美食评论家曾到访过我家，说这是她职业生涯中看到的唯一建在曼哈顿区的烧烤炉。

我一直对南面那套房子心有戚戚焉，我担心买房子时北边那一半还没找到买家。在一所巨大的建筑物里装修10套房间可不是我有时间或者有精力能做到的事情，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做。我在华尔街运营一个对冲基金，每天工作15小时，尽管我出租或者卖掉这些公寓能赚点钱，但最后还是会耽误我不少时间。我有个朋友唐纳德·波特在做房地产业务，我跟他谈了这栋杰出的建筑物。在看过之后，他同意买北边的那一半房产。那时通货膨胀盛行，全美各地房地产哀鸿遍野，利率飙升，很难获得长期抵押贷款——教会对能卖掉房子非常开心，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利率很低的30年期抵押贷款。唐纳德立刻开始装修房子，最终卖掉了北边的房子。我则搬进了南面的房子里。

我把这个地方弄得像城市里的家乡。我拥有一切想要的东西。有一次一对夫妇带着孩子来玩，三四个小时后，那天下午他们的小儿子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回纽约？”他的家人住在公寓里，所有他认识的人都住在公寓里，他以为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城市。在河滨大道他理解的没错。我怀疑自己不会再找到这么完美的地方了。

自那时起，教会一直希望卖掉房子。教会的难处在于没法彻底解决这事，因为北侧半边房子已在20世纪30年代某个时期改造成了公寓，而南侧那部分房子仍然是一套单独家庭住房的配置。整个建筑建于1899年，那时纽约经济蓬勃发展，是个可容纳1万英尺生活空间的健全房产。教会觉得永远不可能卖掉那所房子，除非把它打包出售。

千禧探险回来后，佩姬和我更加肯定中国将是全球下一个伟大的国家。自第一次横穿中国旅行后，多年来我一直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及这一观点。每当我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我一直建议观众让他们的孩子学中文。因此，现在当我自己也是一名父亲时，是时候采纳我自己的建议了。

这套房子属于天主教会，已是美国最古老的耶稣会神学院即前伍德斯托克学院的资产。1969年，耶稣会神学院从马里兰州乡间的伍德斯托克搬到纽约的曼哈顿区，最终，因财务困境以及纽约城性开放对神学院学生的诱惑导致学生日益减少，1974年伍德斯托克学院关闭。

不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一直让我觉得遗憾，特别是考虑到我是一个国际投资者，已成为一个满世界转的旅行者。参观很多陌生地方时，我知道自己失去了很好的机会，只有通过翻译来欣赏是怎么回事。我们都知道在翻译中会遗漏很多。这种局限对我非常真实，就像所有的父母试图弥补自己的不足或某些他们在人生中错失的事情。对我而言这非常重要，我的孩子不会因这样的不足开始她们的生活。

1976年年底，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沿着河滨大道四处看，和我一起的女士知道我正四处找房子。就指着我们刚经过的一栋五层建筑说：“这房子看上去是空的。”这栋建筑不是一栋房子，而是联排别墅。一南一北两边都有属于自己的庭院。房子在市区接壤处，有个很大的院子，南边那一栋有单独的约40英尺的开放空地。这地方很大，建筑宏伟、漂亮，房子还是空的。在市政大厅，我查阅了这套房子的所有权，给房主寄了封信，问房主这栋建筑物是否出售，说我对他的房子很感兴趣，有意购买。信中附上了一个写有我个人地址的空信封。

我曾在德莫普利斯高中学了两年法语。在耶鲁大学，我必须满足他们对语言的要求。当我到耶鲁时，我被扔进一个同样学了两年法语的班里。这个班级完全由一个法国人用法语来教学，我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如我提到的那样，在耶鲁大学我毫无安全感。所有同学有良好的背景，受的教育都比我好，还有很多是高校预科班的学生，他们大部分来自富裕地区。我总觉得有点跟不上形势，那段经历让我明白外语教育更为重要。

那套公寓在河滨大道上，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位置。河滨大道不仅毗邻哈德逊河，而且还位于公园一侧。我查看了所有五个区，包括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只想找一处可俯瞰水面或者前面有开放空地的居所。我几乎没指望能找到两者兼具的房子，也从没奢望过自己真能在这套公寓的隔壁就找到我想要的房子。

作为游客，我曾见识过无师自通一门语言，把它说得跟本地人那样好的优越性，也就是说，本能地说得没有一点儿口音。在国外的经历让我坚信，如果一名站在博士、千万富翁或者外语并不利索的外交官身旁的囚犯，会说一口漂亮的外语，定会受到特别关注。他的听众肯定会比其他3人的听众更信赖他，另外3个人的谈话会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我固执地认为我的孩子们精通的不仅仅是一门外语，而是说得像个本地人。

纽约的房子我已住了30年，1976年我买了这所老宅。那时我还在华尔街工作，婚后前妻露易丝为我们在曼哈顿租了一套公寓。那会儿她正好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而我正在汉密尔顿服役。我从未真正地住过我们的公寓。离婚后的几年里，我一直留意报纸上的房地产广告，利用周末骑着摩托车在纽约城和三州地区（纽约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3个州的交界处）找房子。

现在就我所知，我的女儿们也可能会搬到玻利维亚去，只要她们住在那里就不会用中文。会说双语本身并不能令她们成功。会说普通话和英语的洗碗工并非很成功。我见过太多会说双语却并不成功的人。我所知道的是，这是种技能，很多人（包括我）却没有，只有对聪明、积极、坚持不懈的人而言，这才是很大的优势。如果我认为未来巴西将是最重要的国家，没准我们会开始学习葡萄牙语，那我们现在可能会生活在南美洲。

回到纽约家中17个月后——旅行结束后头8个月我们等待各种疫苗（旅行前需要注射，以预防疾病）从身体里彻底清除，佩姬生了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希尔顿·安德森·帕克·罗杰斯，她之后给自己取了个小名“乐乐”，我也第一次成为父亲。在我的二女儿彼兰德·安德森·帕克·罗杰斯（小名“小蜜蜂”）出生前，佩姬和我开始计划卖掉纽约的房子，搬到亚洲去。

在纽约，我们聘请说普通话的倪雪莉做乐乐的中文老师。2006年，我们把乐乐送到曼哈顿区唯一教孩子中文一直到3岁的圣希尔达·圣胡斯幼儿园。那里的孩子每周只有一小时说中文。这只是开始，很快就会增加更多时间让孩子们说普通话。在美国，我遇见很多中国人跟他们的孩子说普通话。但到了八九岁时，孩子们只用英语来和父母交流了。在学校里，孩子们的朋友都说英语——说汉语一点都不时髦。就像所有的孩子那样，他们决定走自己的路。乐乐两三岁时，有一天，从公园里回到家说：“我想说西班牙语。”在河滨公园，西班牙语很常见。所有的保姆要么来自波多黎各，要么来自中美洲，因此所有的孩子都用西班牙语交流。乐乐感觉她在那里有些格格不入：“因为我说中文。”

千禧冒险是我第二本书《资本家的冒险》（Adventure Capitalist）的主题。

很明显，对生长在纽约的乐乐而言，不可能把中文说得像中国人那么地道。我们决定，如果我们真的想让她说一口流利的外语，那就只能把她带到一个她必须用这种语言与当地人交流的地方去。在那里她就不会突然说：“我不想说中文。”很显然，人们不可能在说中文的城市里那样做。做出这个决定时，恰逢我已看到衰落的美国正经历极为艰难的时期——狂飙的债务失控，不负责任的外交政策以及纽约本身缺乏任何财政约束或控制。将来住在纽约城里可不是件令人愉悦的事情。所有这些想法汇聚在一起，让我痛下决心，彻底将家从这里搬离，给我们的孩子展示一个新世界。

纽约的房子我已住了30年，1976年我买了这所老宅。那时我还在华尔街工作，婚后前妻露易丝为我们在曼哈顿租了一套公寓。那会儿她正好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而我正在汉密尔顿服役。我从未真正地住过我们的公寓。离婚后的几年里，我一直留意报纸上的房地产广告，利用周末骑着摩托车在纽约城和三州地区（纽约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3个州的交界处）找房子。

因此，我们一边在市场上将房子挂牌出售，一边开始在亚洲物色定居的地方。我以前总是嘲笑那些认为搬家会令自己孩子受益的父母们，现在我也开始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