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自由的热土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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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些欧洲银行家坚信的那样，如果国会议员在制定新法案时认为这个法案可以被视为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外资银行会认为花旗银行在背后操纵，提交并通过该法案。花旗银行在海外有广泛的分支机构，美国国会也总是有办法保护自己的朋友的。
到目前为止，《海外账户纳税法案》设有一个5万美元的门槛。在这一数额之下的美国客户账户和外资银行无须报税。大多数国家的普通支票和存款账户还未被波及。但可能很快我就无法用一个本地银行账户来付电费了。除非，哦，当然，花旗银行在新加坡有一个分行。我在那里没有银行账户。但如果其他银行不给我开户，也许我还真得去那里开个户头，然后我和其他所有在新加坡的美国人一样，除了将账户转到花旗新加坡分行外，几乎别无选择。或者去其他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它们在这里也有分行。
2005年，美国众议院阻止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收购加州的优尼科（Unocal）石油公司。优尼科现在是美国第四大公司雪佛龙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2006年，在国会施压下，迪拜“港口世界”公司被迫将其刚刚购买的美国港口经营权出售给美国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某部门，尽管迪拜已是我们坚定的盟友（部分美国舰队停泊于此）。政客们叫嚣着这么做是出于保护国家安全的考虑，但是代表背后的利益攸关方去设置贸易壁垒才是他们每一次拼命努力的动机所在。
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对全体公民而非只对国内居留者征税的国家之一。美国驻外公民于是要遭受双重征税折磨。他们支付给美国的各项税费远高于其所居住国的税收。如果你放弃美国国籍且净资产超过200万美元，假设你这样做是出于减少税收方面的考虑，你有可能希望出家为僧，入山修行，但如果你的净资产市值超过上述的200万美元（或者说在过去5年你的平均净资产税负超过一定的临界值），政府就会说，你上山不是来打坐冥想的，而是来避税的。这样，你还得交一笔外派税，即一种计算你资产价值的出口税。《经济学人》称之为美国的“柏林墙”。美国已经乐于在法律指导下让公民牢记，在某些情况下，当他们设法离开祖国时会遭到阻挠。
我们对中国人这样做了（即设置贸易壁垒），我们也对我们伟大的盟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样做了，不久，其他国家，像法国和巴西，也会跟着我们，全盘接受我们喜欢从事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当巴西对从中国进口的汽车加征关税时，它引用了美国国会的持续威胁做法，对中国产品肆意征收关税，就像美国代表捶胸顿足地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一样。当前流行的国际口号是：“如果美国可以这样做，我们也可以这么干。”世界各国都热衷于以邻为壑的政策，而这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大萧条。
美国人无法持有外国账户只是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爱国者法案》延伸出的银行监管令，让持有美国本土银行账户在国外生活的美国人生活日益艰难。根据总部设在日内瓦的“海外美国公民”组织报道，一些美国银行被反恐规定的《爱国者法案》所吓倒，注销了一些留有境外地址的长期客户的账户“以求自保”，其结果是外派人员现在成了“有毒公民”。
1929年的大股灾令一些富人财富缩水，其中大多数投资者被之前的股市泡沫所吸引，但受泡沫破灭直接影响的美国人却很少。颇具戏剧性的是，并非股灾本身造成了“大”萧条。事实上，尽管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在一定程度上比一般性衰退要糟糕得多（那时候银行能买股票，全国很多小银行因为股市疯狂的原因陷入困境），但随后蜂拥而来的政客才是致命因素。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sup><a id="ch3" href="#ch3-back">[3]</a></sup>颁布，接踵而来的是美国的贸易伙伴实施的报复性关税，这一切将一场本来只是更甚于一般性衰退的经济萧条演变成了“经济大萧条”。
今天，面对这一生效法案的是一堆等着放弃美国国籍的等候名单。在新加坡的美国领事馆，其墙上贴了一张价目表，罗列了各种各样的收费服务以及去年和今年的两个价格。最近，我去领事馆换新护照时注意到，现在放弃美国国籍收费450美元，而在2010年这项服务是免费的（直到2010年7月，一直如此）。曾经有段时间，你完全可以直接走进领事馆去办理此事，而且不用预约。现在，你当然需要预约。你还得经历一个流程：领馆官员能有机会出来跟你交谈，送你离开，然后再告诉你还要回来。他们采用这种拖延战术，用其他招数劝阻你，一定程度上貌似为了保护你，实际上是想确认你是自愿地、故意地要放弃美国国籍，而不是仅仅因为这些天一时冲动想放弃美国国籍。
尽管我们并未有过彻底的贸易战，但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小步。从不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可以看到资本被限制自由流动的迹象，人们将此称为“把你邻居的钱吸干”。人们期望自己的钱能够安全和高收益，应该允许他们将钱按自己的意愿自由支配。阻碍其资金跨国流动，鼓励不良投资，扭曲了一个民族的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