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纸币危机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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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当所有人都急于买瑞士法郎时，瑞士国家银行为阻止这一状况频发，对外国储户强制实行负利率，政府为此对购买外汇的人征税。这是他们当时的外汇管制形式。如果你买了100瑞士法郎，最后只剩70瑞士法郎在你口袋里，其余的30法郎都拿出来交税了。今天，当人们又开始急于买瑞士法郎时，《经济学人》杂志将瑞士货币描述成“一个无辜的旁观者，眼睁睁地看着欧元区的政客无法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美国的经济政策似乎有意在吓唬投资者，以及日本政府出面干预以降低日元汇率”。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继续在海外投资，并在海外开立银行账户。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如果我想在德国投资，我会开个德国账户，很显然这是最好的投资方法，我总是通过当地最大的银行来进行投资。我很清楚如果真要有什么麻烦，政府会对国家银行施救，我也不会有失去账户的风险。那时你可以坦然地走在大街上。当然，现在在世界任何地方，对一个美国人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去银行，如果他们最后允许你开个账户，你必须得通过一系列全面的背景和安全审查。在过去，你完全能通过电话办理海外账户的开通手续，即使你不是来自自由的热土。有好几次，我只是从纽约打电话过去，告诉对方我的姓名，表示想开个账户。我只需要传真自己的护照，寄送支票，其他的事情就不用管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我认为还有其更深层的问题。几十年来，瑞士金融业几乎处于半垄断状态。因此，它们变得越来越没有竞争力。整个国家的经济被过度保护，瑞士航空破产的原因在于它从未真正地去竞争过。任何垄断最终将毁灭自己，瑞士以可预测的方式从其内部开始腐蚀，因此其他的金融中心冉冉升起，如伦敦、列支敦士登、维也纳、新加坡、迪拜、香港。

请记住，当时我刚刚在股市里输光了一切，我的钱很少。我曾是出现在华尔街海报上那个遭遇卖空危机，吃惊地睁大了双眼的男孩。银行职员想帮我，但我提供的资金太少，以至于他都不可能给苏黎世那边打电话。我不记得我是怎么说服他的，我告诉他想开个瑞士银行账户的所有理由。最初，他很不情愿，但最终他还是同意了。他问我想在哪儿开这个账户，他告诉我必须要选一个分行。我告诉他自己并不希望在美国分行开账户，我想要一个真正的有瑞士法郎的瑞士银行账户。他说不会在苏黎世的总部开立这个账户（毫无疑问，因为他害怕在苏黎世的老板会让他休个长假）。他在温特图尔附近的城市找了家小的零售分行帮我开了个账户。他告诉我这是因为温特图尔靠近苏黎世机场，这会更方便些——如果我需要这种方便。现在我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际投机者了。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何时可能会想要查看自己的50美元。

我始终留着1970年买的那些早期瑞士法郎。自那之后，瑞士法郎大概上涨了约400%。当然，时间也过了40年。但400%也不可小觑，更何况我一直以来就有收集钱币的爱好。如果我把钱存在美元账户里，相比瑞士法郎，钱会贬值80%。

我去了瑞士银行位于纽约的办公室。这可不像某些在街角的零售分支机构，人们只是在那里存钱，摆弄支票。这是一家大型商业银行办公室，银行职员为我的到来感到困惑不解。他习惯于办理类似通用汽车，或者那些和瑞士、欧洲有着大规模生意往来人士的账户。也许这就是为何他在纽约的缘故。我走到这个呆笨的小家伙面前，告诉他，我想开立一个相当于零花钱的瑞士银行账户。

1999年秋，佩姬和我在千禧年环球旅行中花了3个半月横跨西欧，在我们的婚礼之前走出了俄罗斯。如果不是为了我们的婚礼，我们不久后就会出发去非洲。但是，多花时间在欧洲证明是有益的，这样我可以对自己持有的欧元（欧盟采用的单一货币）仓位进行微调。

1970年，我开通了自己首个瑞士银行账户。我以为我预计的状况即将来临：持续贬值的美元，持续的通货膨胀。我相信固定汇率不会持久。那时，英镑至少已经贬值过一次，而法国的戴高乐对美元和黄金的变化兴奋不已。

我觉得从一开始，这个世界就十分需要类似欧元的货币。世界各国的央行持有约60%的外汇储备都是美元。我认为美元有严重缺陷，有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欧元取代美元成为主要储备货币和交易媒介。欧盟的经济和人口均超越美国，所以它具备支持一个世界性货币的广度和深度。除此之外，总的来讲，欧盟不像美国，它没有巨大的贸易赤字。1999年年末，我在欧洲旅行，当时正是欧元推出的第一年年底，据估计，一旦欧元成功，世界贸易的30%将以欧元计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