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懵懂出国梦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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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当捐给男选手的赛船抵达时，正值牛津大学著名的“八周赛季”，这是每年“牛桥船赛”后牛津大学最负盛名的船赛季节，以“盛夏八周”著称。“盛夏八周”是牛津大学最重要的船赛和社交盛会，为期4天的比赛中，有男子7人组和女子6人组的不同赛事，总共会有158条船参与比赛。有些学院甚至让N多的女子5人组和男子5人组参赛。

如今，巴里奥学院船赛俱乐部有男选手，也有女选手。他们的首条8人艇分别以“彼兰德·罗杰斯”和“乐乐·罗杰斯”命名。2007年，我给俱乐部的女选手捐了首条赛船，船就以我大女儿“乐乐·罗杰斯”的名字命名。那之后不久，我给男选手们也赞助了第一条船，船名是我小女儿的名字“彼兰德·罗杰斯”。

2008年，巴里奥学院男子首个8人组代表队52年来头一回抢先抵达终点。2010年，巴里奥学院首个女子8人组代表队驾驭着“乐乐·罗杰斯号”成功夺冠，这也是女子赛事30年来头一遭。次年，“乐乐·罗杰斯号”再夺桂冠！2009年，男子8人组的“彼兰德·罗杰斯号”也拿了个冠军。这样我的两个女儿都有自己的“冠军”赛艇了。

在耶鲁大学时，所有有关“亨利皇家赛艇会”的趣闻我都耳熟能详，并沉迷于关于这一赛事的种种传说之中，但我从未想到有一天我也会参加该比赛。自1839年首次举办赛事以来，“亨利皇家赛艇会”最为著名的赛事是男子8人有舵手级别比赛，冠军将获得“泰晤士挑战者杯”。1965年，伊西斯队的全体成员决定角逐“泰晤士挑战者杯”。能参加代表最高荣誉的“亨利皇家赛艇会”令我兴奋不已。当我们以6分28秒的新纪录夺冠后，我乐晕了。我们因创造了这一赛事的历史纪录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是我第一次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

2010年，我参加史密斯大学在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举办的讲座时，适逢庆祝妇女运动胜利的领导人晚宴，我带着妻子和孩子们出席了这次庆祝晚宴。那时，乐乐7岁，小蜜蜂两岁半，孩子们终于有机会穿着华美的晚礼服参加自己赛艇的香槟洗礼庆祝仪式了。为了纪念赛艇夺冠的年份，我授予船赛俱乐部的每位女选手一枚2010年的金币，向每位男选手赠与了一枚2008年的银币。乐乐为每位选手颁发了这份纪念品，之后她宣布，她将为女选手捐赠第二条船，名叫“乐乐·罗杰斯2号”。

每年7月连续5天的“亨利皇家赛艇会”^{<a id="ch9" href="#ch9-back">[9]</a>}是英国重要的体育盛事。该赛事之所以被称为“皇家”赛事，是因为其首位赞助者是皇室成员。比赛期间，菲利普亲王会亲临现场观看赛事。来自全世界的选手汇聚一堂一决高下，令其成为船赛中的顶级赛事。如果某所大学的选手表现卓越，能有幸参加这一赛事，将是该大学莫大的荣耀。

不出所料，我的发言让巴里奥学院的学生无比困惑。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困惑，因为他们和我一样清楚，自我到牛津大学学习至今，世界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是他们不太高兴的有些事已出现转变，尤其是金融的崛起，它现在又变回去了。

8名桨手和我代表的牛津大学伊西斯队在那年的预赛中完胜剑桥大学。我们决定继续团结奋战，为夏天举行的“亨利皇家赛艇会”做准备。

在牛津大学的第二年，我的经济学导师威尔弗雷德·贝克曼教授告诉我：“我们这儿没一个人像这你这样，我们不知道你要干吗？大多数人根本不关心股市。对我们而言，伦敦金融城是微不足道的，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更何况英国的经济，没人在乎。”

那会儿我刚去牛津几个月，赛队里其他船员都认识多年，彼此熟悉。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明白，无论发生了什么，唯一令我不被无端卷入、陷入进退两难之际的办法就是尽早抽身，这似乎是阻力最小的捷径。但哈迪说服我打消了退出赛队的念头，之后他给船赛俱乐部的指导老师和会计——卡波尔学院的财务主管，同时也是桨手的威尔·戴威基写了封信，说明了这一情况。有一次威尔·戴威基碰见我说，“山姆跟我们不是一类人”，最终，麦肯兹被船赛俱乐部开除。

19世纪60年代，巴里奥学院的大多数教授都是社会主义者，经济学家们也多半走左倾路线。自由市场对于那些为政府献计献策的学者而言，毫无意义可言。1964年我去牛津大学时，伦敦金融城几乎无人关注。巴里奥学院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都在谋求在政府部门供职或在学术界有所斩获。去伦敦金融城找工作被认为是很白痴的做法。

这封信大概有两三段简单介绍了下牛津大学、“牛桥船赛”以及罗杰斯在牛津的情况。在信纸下方有一段手写内容：如果能给麦肯兹的银行账户里存入一笔四位数的资金，那么罗杰斯铁定能参加“蓝船”赛事。就在这段手写内容的下面，老罗杰斯给他儿子写道：“是这人疯了，还是我疯了？”

我的经济学导师说得对！当时的伦敦金融城已一潭死水，正如之后的华尔街一样。

山姆·麦肯兹寄了一封信给罗杰斯远在美国南部乡村亚拉巴马州的父亲，尽管老罗杰斯对于牛津大学和“牛桥船赛”一无所知，但他完全能明白麦肯兹信中所述的要领。

2010年，当我回到牛津大学做演讲时，时代明显变了。伦敦再次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同时也引领着世界金融行业。听我演讲的这一代巴里奥学院学生正热切寻求在投资银行里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按照他们的方式，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许早已在校外运作对冲基金了。

在巴里奥学院和伊西斯船队，吉姆·罗杰斯二世是个快乐的人，直到1月他收到父亲的一封信后遭受重创，并倍受困扰。他闷坐了好几天，发现自己是个无辜的外国人。于是，他决定采取最简单的办法，即放弃这一切。他不想卷入一场不知谁对谁错的游戏。他去找他的教练大卫·哈迪，告诉他自己想退出伊西斯队，也不想继续这一比赛。哈迪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极力劝阻，试图找出罗杰斯辞职的原因。哈迪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在他看来，罗杰斯在伊西斯队一直都干得不错。此时，罗杰斯向哈迪展示了那封关键的信。

他们想做我曾做过的事情，他们问我，该学些什么？我告诉他们，学哲学，学历史。“不，不，不”，他们说，他们想到伦敦金融城工作，想成为富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他们应该远离城市，因为伦敦金融城不久就会成一潭死水。金融已死！我告诉他们，不如去学农。如果他们真的想致富，我建议，他们最好都去当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