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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真理就曾被称为战争的第一个伤员。实际上，货币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1861年6月30日结束的财政年度里，美国政府的开支是6 700万美元；翌年是4.75亿美元；随后又有猛增，1865年达13亿美元，这个水准只有在1917年的才能比得上。面对这样庞大的开支，萨蒙·波特兰·蔡斯弄不清其历史意义，他出来应付局面。他严厉警告凭借纸币的手段：“……再也无法精心设计出使大众贫困、国家政府受辱的更加确定的致命性应急措施了。”他还揭露了一种明显的、姑且说是可以预测的反对赋税的倾向，国会在这方面也自叹弗如。1862年6月30日结束的财政年度里，政府收入为5 200万美元，以上述所提到的4.75亿美元的开支来算，这意味着一个异常鲜明的赤字4.23亿万美元。收入仅仅占支出的11%。在随后3年中，税收上涨，其中包括大刀阔斧的却是短命的对所得税的改革。但是，在战争不可让步的压力下，开支大大增加。虽然到1865年，收入为3.34亿万美元，但是赤字却接近10亿美元。这个赤字包括纸币的借贷。从1862年起，出售政府债券成了一种主要的生意。杰伊·库克组织了一个2 500人的销售大军，劝说人们购买债券，支持合众国。这一努力获得成功，一开始销售额就超过了国会认可的数目。国会迅即做出配合，增加认可。但是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1862年国会在蔡斯的默许下批准发行1.5亿美元钞票，这是除了支付关税外可以用于任何目的的法定货币(指望关税带来黄金以支持债务利息)。钞票是用墨印的，因此有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名字——绿钞。在随后的月份里，又准印了更多的绿钞。蔡斯的忧虑现在可以说是得到暂时的也是完全的控制，他不久要求钞票的面值不能大于5美元，这样能更充分地起到一种流通媒介的作用。最后，批准发行了450万美元。
虽然内战上了妥协中硬币主张者的圈套，并帮助他们摆脱了国家银行票据的拖累，但也削弱了他们把持硬币本身的地位。在战争前的岁月里，公认的货币不是银币就是金币，但金币越来越占上风。1834年和1837年的立法把美元中相对银量来讲的金量减少了(银元仍含有纯371.25格令；金元从纯24.75格令减少到纯23.22格令)。现在对于把银行盯在这种利益上的人们来讲，最好的交易是在公开市场上出售银子，购买金子送到制币厂去。在加州的发现之后，大量黄金进入制币厂，把辅币——0.5元、0.25元和0.1元——熔化掉，用由此得到的银换取将要铸成的金币成了赢利的生意。国会在1853年纠正了这种趋势，把辅币中的银冲淡，这样熔化后的合金送到制币厂就不能获利。因此，1837年之后，美国的货币就是贵重金属，这种贵重金属就是黄金。唯一的纸币就是银行票据。那些好到足以换取任何东西的票据也可以兑换成黄金。白银以前从视野中消失，现在也从头脑中消失。现在，国家即使不是在法律上也是在实际上依赖足赤的金本位。
历史学家对绿钞十分挑剔。至今这个词仍象征着财政和货币的松懈——“这就像发放绿钞一样”。怀特教授直截了当地得出结论：“……支助战争中的突出错误就是未能果断而严厉地征税， 对纸币的使用以及伴随而来的一切罪恶……”甚至连很宽容的学者都指责蔡斯，抱怨“具有法定货币性质的纸币发行过多，因此是火上浇油”。
差别并非如此巨大，以致强摆出一副故作谨慎的架子，在禁止票据后，银行倒闭持续不断，在一些年度里变成瘟疫式的——1878年有140家停业，1893年有496家，1908年有155家。(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讨论这种停业带来的后果。)大多数受害者是小型的州立银行。在另外65年中，这种受害者不断增加。由此而来的贷款和储蓄使农民和企业家不断进入商业领域，或继续维持他们在该领域的经营活动，这些农民勉强凑合，但志气不小，这些企业家有的才干非凡，有的碌碌无为。
现在，读者可以有把握地得出唯一的结论：使用债券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销售的努力是极富有生气和想象力的。储蓄或储备的货币兑换成债券被政府花掉，如同任何其他新的开支一样，增加需求就是增加通货膨胀，税收也就会更快更多。但是，债券发挥了最好的作用之后，绿钞仍是必要的。
储蓄建设从本质上来看比票据建设更为谨慎，这个问题已经强调过。票据一出手，从一手转入另一手，其中许多永远也无法兑换。储蓄支票总是可兑换的，如果收到支票的人的账户在另一家银行里，那么，到那里，现金马上就会失掉。与此同时，银行储户会因为储蓄而收到由其他银行的借方贷款产生的效益，这个效益是用支票付给的。只要第一家银行扩大贷款的速度比其邻近银行快，实际上就有现金流出。储蓄银行业务由于盲目而受到更快的惩罚，但差别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结果也并非这样可悲。我们知道，1861年，财政部和银行停止硬币支付——用黄金兑换钞票。在纽约有一家做黄金投机生意的黑市，是战时一个相当令人厌恶的演出，也是一个使当局大为恼火的市场，虽然看上去并未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从更为实际的角度来看，纸币价格上涨，到1864年的顶峰期是1860年时的2倍还多。(根据1910~1914年的基准来看，批发指数在1860年是93，在1864年是193。)这使工人吃了苦头；战争期间工资增长还不到物价上涨的一半。但农民却喜欢2美元的小麦(战后甚至更加为之高兴)，由于受上涨的物价和战时需求的刺激，工业能力和产量都有了奇迹般的增长。对于一个被一分为二的国家来说，建立一支军队，最多时有100万人，进行了一场最为血腥的战争，直到人们为自己的灭绝布置好为止，取得这样的成就不能被视为拙劣的表演。内战时的货币罪恶的名声来自后来特别保守的历史学家，他们决心证明，使用像绿钞这样对硬币道德观有害的东西所取得的任何成就完全是不明智的。
但是，毁灭的还是要比想象的少一些。历史正处于这样的时刻：美国借贷者不是以票据形式提取信贷，而是以当时开支票所依据的储蓄形式提取信贷。在随后一个年代里，对储蓄和支票的使用明显增加。与此同时，新社区也有可能建立银行。银行为满足贷方的要求，存入的是储蓄而不是一纸银行票据，可谓殊途同归。
以上描述至少是就合众国而言的。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批驳联邦政府货币管理的更好的例子。在南方，有一种感觉占主导地位，认为即使没有赋税，战争也够吓人的了。南方联邦政府的税收——土地和奴隶的财产税，因合众国封锁而很快就被取消了的棉花出口税——数目甚少。南方联邦政府向各个州征税，这些税是用南方联邦大量发行的用来支付清单的货币来支付的，抑或甚至更节俭地用州本身为此目的和类似目的而发行的货币来支付的，这种货币发行与国内借贷一起用来支付战争。南方联邦钞票发行量最终达10亿美元；借贷约为此数目的1/3。价格在整个战争期间以每月10%的速率一直涨到1864年3月。南方联邦东部各州的价格指数在1861年初是100，到1864年12月升到4 285，在翌年四月上升到9 211。工资增长远远滞后，1865年与1861年相比，物价上涨90倍，但是据计算，工资只上涨了约10倍。物价督察官为主要商品指定最高价格以限制价格上涨。报纸上时而把指定价格与实际价格并排印在一起，南部联邦的钞票和债券在阿波托克斯(Appomattox)战役之后，同样变得一文不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