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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待价格稳定的态度，所付出的代价非同小可。货币限制是主要的依靠，此时已给房屋建筑业带来了空前的衰败。这又是货币政策对必须靠借款做生意的人毁灭性的歧视。整个经济产量当年也有小幅度下降。健康增长率的提法现在听起来是过时的，1974年底的失业率的绝对值是在大萧条以来最高的，占劳动力的7.1%，几乎是很久以来最高的比率。在底特律可以看到，要拿到失业救济支票，需排队等上两个半小时。在队列中有许多较高薪的白领工人和小官员。但是，对原则的信念仍然强大。1974年12月，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span，取代了麦克拉肯，他的接班人是赫伯特·斯坦)在华盛顿经济学家的一次聚会上，用两句非常精彩的话来概括他的立场：
1974年继续实行谨慎政策。初步估计国民收入核算中，联邦赤字为76亿美元。货币政策依然严厉，直到初秋为止，当时为了对受影响的企业的痛苦抱怨和经济学家的批评做出反应，因此稍稍放松一点。1974年间，被宣布为谨慎态度所带来的另一个报偿，就是批发价上涨18.9%，生活费用上涨11.0%。到年底，农产品价格趋于稳定。原材料商品，显然还有服务价格，也是如此。这些就是有微小市场权力的领域。在有市场权力的领域里，可以预知对限制的阻力就更加强大。1974年12月，美国钢铁公司宣布，把许多钢铁产品的价格提高近5%，后来在总统的要求下又收回了一部分。试图大幅度上涨的有公共服务费用，包括电话费用。大多成批生产的产品价格仍然呈上升趋势，虽然随着库存积累的增加，销售者的热情在减少。
因此，一旦让通货膨胀这个魔鬼从瓶里子里出去，一个十分棘手的政策问题就是找出特定的口径和时机，只有这样才能恰当抑制由收入下降而引起的风险酬金的加速增长，而又不会使引起通货膨胀的风险酬金的下降过早流产。这显然不是一条容易穿行的政策道路，却是我们必须要遵循的道路。
在1973年秋季，发生了赎罪日战争(Yorm Kippur War)，石油禁运和原油价格大幅度上涨。这些事件由于引起通货膨胀和其他问题而受到政府经济学家的广泛指责。在1973年的价格上涨中，大约有3/4发生在战争和油价明显上涨之前。
通货膨胀依然是一种一旦被斩除，便永不复返的妖魔。资本主义在稳定中发挥正常的作用。一旦进入这种状态，上帝——也是一位好心的保守的绅士——就会保持其稳定。所需要的一切，便是忍受痛苦的意志。这在1974年就是经济思想的状态。并且，再一次地，进入了与政治需要相冲突的轨道。在该年快结束的时刻，通货膨胀的魔鬼的大部分身体仍在瓶外，总统的顾问聚集在科罗拉多的一个白雪皑皑的景地，不得不承认痛苦太大了。也许少些失业、多些通货膨胀会更好些。
在整个1973年，拆除控制进行得反复无常，出现一些回潮。总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际上是适度谨慎的。从对开支关系来看，税收增加；在1972年，国家收入核算中为159亿美元的联邦赤字，到1973年变成了6亿美元的盈余。到1973年底，货币保持紧缩且坚挺。再贴现率达到空前的7.5%的水平。大商业银行的借贷利率——最优惠贷款利率——超过了9%。一种“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因此接受了一场显然公平的考验。1973年，生活费用增长近9%，近乎为1972年的3倍。1973年的批发价格增长18%。这就是舒尔茨部长和他的同僚们的预见。他们保证，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会大有可为，但要令人信服，则需要独运的匠心和一定的文学才能。
然而，一条不幸之路证明，经济学中信仰的力量与经历是相对立的。
这决不意味着旧的信念已经消亡。与此同时，表达出的信心认为，“美国没有看到任何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所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问题。”因此，现在要抛弃控制。1973年1月8日的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现为财政部长的乔治·P.舒尔茨(George P.Shults)，会见报界记者，声言他要继续反对这种政策。他注意到，控制在不景气的经济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他表达的信念认为，控制不会起那么好的作用了，因为充分就业已接近实现，控制就不再需要了。选举也赢了。于是采取措施来拆除控制。
伴随美国的失败而来的是世界的失败。从60年代末，在所有的工业国家，价格都由于需求而上涨，由于工资需求的压力而上涨。悉心观察可以看到，这两种力量都是一个更大整体的部分。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较早的年代里，在工业国家，收入的等级是森严的。消费自然也是如此。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是，白领工人比蓝领工人生活水平高，专业人员比这两者都高。管理人员自然还要高些，财产拥有者则最高。在最底层的以及最多仅仅部分享有共同成果的，是少数民族的穷人——美国的黑人、英国的爱尔兰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瑞士的意大利人。
但是，从介于适度与明显之间的程度来讲，行动达到了目的。失业率上升得到抑制；1972年如同1973年一样，有少量的下降；1971年较后月份中的冻结期间批发价格是稳定的。冻结后的第二个阶段，大体来说是把控制局限于工会合同和大公司价格，也就是说，限于市场权力领域。这根本就不是糟糕地反映了控制的逻辑性。整个1972年在这种体制下，工业价格上涨3.6%，消费产品(不是食品，食品未受到控制)全年上升2.2%。1973年1月，政府的经济学家在描写这种经历时说道：“并非不令人满意，并非没有道理，自从1971年8月以来，通货膨胀有了戏剧性的下降。”他们注意到，行动涉及了原因而不是症状。控制“不仅仅抑制了否则就会爆发的价格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