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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些工具在美好年度里除了在毫无作用的暂短时期外，都没有经受过决定的考验——控制通货膨胀的考验。在所有这些年中，有一两年例外，经济政策有效抵制这些工具行之有效的一种状况，这种状况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失业和萧条或衰退。在这20年中，最有利的是，经济更经常得到的是支持而不是限制。当经济一定受限制时，成功便烟消云散。先看看历史。
……凯恩斯模式的实验副本，该模式是关于经济体系及其所表明的生产和就业短期变化的规律。这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确是凯恩斯总论和早期库兹涅茨报告的共同体现，该报告是关于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开支成分的，使得凯恩斯经济思想革命可以定量表达。
许多经济学家也支持恢复货币政策，教科书中仍然描述中央银行业务的复杂性，令人忧伤的是，理论上完美的事物在实践中却进了监牢。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初，联邦储备的被动作用——低利率和获取维持这一利率的任何保证金的义务——终被许多经济学家形容为一种“通货膨胀的引擎”。在此之前的通货膨胀更为严重的年度里，为什么没有这种形容，是一个不解之谜。但无论如何，货币政策虽然是逐渐地但却再度被概述作为“工具箱”的一部分加入了财政政策，具体来说就是凭此来使经济得到引导。经济学家十分有信心地认为，他们终于掌握了对这些工具的明智用法。
讨论中很快就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对凯恩斯和库兹涅茨思想实行一种坚决立法支持。起初这种支持的确非常坚决，如最初所谓的《充分就业法》草案宣称，每个美国人都对就业有至高无上的、不可剥夺的权力。每年都要求政府具体确保公共和私人投资，抵消充分就业情况下的估算储蓄，就会确保这样的就业水平。在任何私人投资达不到所需总数的年度里，都要求联邦政府借入并花费弥补这一差额所必需的款项。起初立法对可能需要的投资总数具体规定为400亿美元左右。1945年，蒙大拿的詹姆斯·默里(Jame Murry)在参议院上介绍了一个议案草案(400亿美元这一数字被删除了)，称之为S380号，得到了自由派参议员的广泛而共同的支持。
除了思想和建制以外，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影响力。这就是信心——相比之下，这种信心不在于体系，而在于体系管理可凭借的手段及其选择利用时的智慧判断力。可以看到，在这些年月中又把对货币政策的利用适度加入了财政政策，自30年代以来及此前，被玷污的名声尚未得到充分恢复，但1951年在一定程度上从长达10年的沉寂中走了出来。根据财政部与联邦储备之间在那年3月所达成的协议来看， 联邦储备系统再没有责任来维持政府证券的价格。这就是说，它可以随意提高利率——因为只要不允许过去发行的证券价格跌落，那么，也就不能允许其利率和其他可交换资产的利率上升。使联邦储备得到解脱的压力部分来自银行。据认为，对于农民、钢铁公司，甚至医生和教师，较高价格是有益的，是公司或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所寻求的一种东西。银行家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喜欢较高价格，他们得到的赏金就是利率。在前10年中，货币政策被束之高阁，利率非常低。随着货币政策的恢复，人们自然感到利率会提高。但是，解冻并没有因其对银行收入的作用而得到保护，这只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一种行动。
1945年，要反对充分就业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虽然最后有许多议员奋起挑战。在参议院，以罗伯特·A.塔夫脱(Robert A.Taft)为首的人所做出的不利反应相对来说也是温和的；其中许多努力涉及文字的修改，在议案的发起者看来这对运用赤字财政起到一种隐匿作用，而在议案的反对者看来起到一种抑制作用。参议院通过了议案，其宗旨在于实现充分就业、对投资做必要的预测，要求估算出由此而产生的开支，该议案在通过时做了大体的但非完全的改动。
凯恩斯是布雷顿森林方案的一位主要策划者，因此他的名声不仅与因这些年的成功而享有信誉的思想有关，也与这两种建制有关。如果要以个人来命名这两个年代的话，那么这两个年代理所当然应称之为凯恩斯时代。现在，凯恩斯在英国舞台上再不是一个可被疑议的人物。作为梯尔顿男爵的凯恩斯，已成为英国当局的一位全权要员。他未能活着看到与他的名字联系如此密切的成功。1946年4月21日，他因心脏病去世，他大约患有9年心脏病。有些人认为，他的病是因匆匆赶火车而加剧的。尽管英国战后经济形势严峻，但还是应当给他提供一辆汽车和一位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