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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重要方面来看，他与他们的联盟出于偶然。他反对将美国央行当作一种垄断——如比德尔认为的，是有权力与国家权力相对抗的一个怪物。这种权力对民主政治是有害的，也是他的政敌的权力。但是他提倡硬通货——赞成由黄金和白银组成的货币，把所有纸币当作魔鬼的工具来加以避开。为了干掉美国央行，他得到的不是硬通货，而是最软的钱——新银行如爆炸般剧增，银行票据如雪崩般涌现。但是，这些由此发放的贷款正是他的选民最想得到的。假如安德鲁·杰克逊成功地确立起自己所需的硬通货，那么，他的名字在前面提到的垦荒区的生气勃勃、志向远大的普通人当中，就会遭到谩骂。假如他在首届任期中完成了这项改革，那么他们就不会再一次为他投票；假如这出现在他的第二届任期中，他们可能就不会允许他返回田纳西。历史学家在考虑杰克逊在财政问题上正确与否时，必须得允许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他茫然不知所措。
随后在内战期间，一切虚伪都被撕破了。有些证据表明，与金钱过往甚密可以培养自我正义感，养成政治迟钝以及不引人注目的傲慢作风。如果是这样，萨蒙·P.蔡斯(Salmon P.chas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为当林肯的财政部长而深感遗憾，因为他自信应该当总统。起初他表现出不悦的态度之后，要求国会不断发行绿钞，这又是在没有任何选择地支付迫在眉睫的战时账单情况下进行的。绿钞是无可挑剔的纸币。随之在1870年，他作为首席大法官，代表其大多数严重声明，坚持认为绿钞违宪；1871年，另一家法院推翻了这一立场，蔡斯则坚决反对。
或者可以想见，在他那里，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据传闻，在新奥尔良战役中，当英国人逼近时，他在棉捆后面发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命令：“对准他们，炮口要稍低点儿。”
宪法把造币的权力仅仅给予联邦政府，明令禁止各州发行纸币；也禁止国民政府发行纸币，这项禁令引起诸多不便。1787年，国民大会明确通过一项提议，要求取消一项关于“允许政府用美国信贷发行钞票”的条款，这就是当时对纸币的描述方法。这注定是有关宪法及其捍卫者可塑性的一次教训，其中涉及急需要钱的情况。宪法的禁令在1812~1814年的战争中被财政部长加勒廷(Gallatin)非正式废除。在通常的战时压力下，他发行财政部债券，其中大部分为5.4%的利息，有些根本无利息，而面值也很小，最小为3美元，可当作货币流通。这些债券不是用于付债的法定货币。也许这就是系在债券上的那条合法的细线。
关于比德尔的生涯，还有一个道德传说。他的银行又重新得到宾夕法尼亚州的特许证，由于搞棉花投机和给官员借贷过多，该银行于1939年停止付款，随后宣布破产。比德尔被捕，被控行骗。宾夕法尼亚法院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来维持指控。不久他死了，虽然死时仍受到民事诉讼。他的命运也类似于那些以创新的方式处理货币的人们的命运。回想一下，劳侥幸地逃脱了巴黎暴徒的惩罚，在维也纳，在晚节得保的贫困中丧生。佩特森恰好在达雷恩灾难中幸免于难，却由此变得贫困不堪。罗伯特·莫里斯是大革命的财政长官，却在关押债务人的监狱里坐了几年。汉密尔顿因与厚颜无耻的雷诺兹太太有私情，当众受到奇耻大辱，后遭枪杀。杰伊·库克(Jay Cooks)出售证券，这种证券与绿钞一起支付内战开销，随着土崩瓦解的暴跌声而彻底失败。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曾俨然以汉密尔顿的最伟大的接班人而著称，他也险些未逃脱掉所得税的惩罚。哈里·D.怀特(Harry D.White)和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这两位与玛丽娜·S.埃克尔斯(Marriner S.Eccles)一起，把凯恩斯经济学带给华盛顿，却因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而被开除，一个丧生，另一个被流放。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吹响了嘹亮的反黄金十字架的号角，但在生命结束时却不得不出售佛罗里达的不动产。在代顿市(Dayton)的他由于捍卫《圣经》原文的真谛而受到克拉伦斯·达罗的挑战，但他仍坚定自若。随后他动摇了，承认诺亚并没有把各种生物都带进方舟，诺亚很可能没有带任何鱼。布赖恩几天后就死了。约翰·B.康诺利(John B.Connally)在货币史上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他是理查德·尼克松内阁中的财政部长。他于1971年缔造了使美元贬值的《史密森条约》(Smithsonian Treaty)，随后受到控告。但他比大多数人幸运；他被宣告无罪。
众所周知，只有体验过通货膨胀，人们才能对稳定的物价和保值的货币格外关心。这种关心在货币彻底贬值后会明显增长，譬如在美国革命期间出现的那次货币贬值，或者我们将要讨论的1923年在德国出现的货币贬值。新的美利坚共和国诞生在货币一文不值的洪流中，其早年的特点就是在悔恨中坚决确保硬通货以后不再滑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