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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刚完成的乡村普查来看，我们在过去3年中所赢得的民众支持并没有减少。物价管理署处理物价控制和定量供给的方式仍普遍得到购物妇女的赞同。91%的被调查者认为，物价管理署在物价控制方面干得“好”或“相当好”；只有9%的被调查者认为干得“差”。对定量供给的支持几乎依然同样坚决。
这种控制不受其物价已确定的公司的欢迎。物价管理者当中的年轻人和把有效控制与严格管理等同起来的趋势，几乎肯定使控制更不受欢迎。一般来看，负责人也没有完全掩饰涉及大公司情况下所表现出的某一种管理上的狂热虐待，也没有完全掩饰他们不仅垄断经济智慧而且垄断爱国主义的信念。但是，大众十分欢迎控制。切斯特·鲍尔斯是一位得力干将，成功的宣传家，1943年成为物价管理署署长，是最先使用民意测验来检验公众对政策反应的国家官员之一。1945年11月，他接到下面对公众态度的分析：
在美国社会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就是通货膨胀。第二次世界大战从经济角度来讲，引起的灾难要大得多，但是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却不是通货膨胀，这是很有意义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仍是发生在战前的那场萧条。
1946年取消控制时，价格严重暴涨。消费物价指数由1945年的53.9升至翌年的58.5，再升至1947年的66.9，又增加5个百分点后，开始平稳，随之又下落。这种增长反驳了控制的灵验性；它表明战时通货膨胀仅仅被推迟了。要是没有控制，战争期间通货膨胀的规模将大得多，这种看法是比较合乎实际的。要是战时控制不是在1946年突然取消，其中有些增长是可以避免的。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理论上对物价稳定政策的错误估计，就在于大公司的市场权力和并非无关的工会作用。如前所述，公司远在充分就业产量未到达之前就有能力提高物价，由此而产生的高额利润和生活成本随之又导致或本来会导致工会要求的提高。这样运用权力，实际上毁灭了关于在价格稳定和近乎充分就业条件下积累需求和积累供给之间存在一种完美平衡的一切希望。但是经济学中的错误带来的奖励和惩罚可能具有公平性。公司权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物价综合控制成为必要，但显然且意外地为其成功做出了贡献。
与市场上虔诚的朋友辛勤编织的神话相反，这些控制手段非常有效。在1942~1945年底， 工业商品的批发价格的确是稳定的——总增长是从50.7到53.00(1967=100)，而1974年一年增长从135.5到166.1。从1943年起，上限价格可以应用于食品。批发价格是完全稳定的。(有些食品的农业价格的上涨为补贴所抵消。)消费价格指数在1943~1945年之间，从51.8升至53.9。在1974年间，消费价格指数从139.7升至155.4。考虑到军事消耗和有关的预算赤字，可以肯定，若没有控制手段，物价就会大幅度加速上涨，最后为垂直上升。到战争结束时，几乎可以肯定物价和工资每年会翻一番，或许翻两番，也许更多。有些不利的传闻认为黑市相当猖獗，质量严重下降。消费物价指数并未将其测出来。实际上，黑市的全部交易所占比例甚至在战争结束时也是很小的。质量下降提出技术问题。即使下决心也不容易严重降低煤油、煤、电甚至许多食品的质量。
这是因为在有市场权力的工业中，控制物价比较简单。这样的工业——大公司工业——对经济的一个很大部分具有共性，物价控制工作从整体来看简化了许多。
1942年4月28日，最高价格调节总署按上个月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给所有价格规定了上限(农产品价格基本例外，直至1943年)。最高价格调节总署也称最高总署，历经许多改良和调整后，起到基本控制作用，直到1946年夏调节令取消为止。租金也得到了控制。
具体来讲，在有许多买卖者的市场上——在不存在市场权力的市场上，按现价若出现供给短缺，就缺乏一种机制可以使上市的供给在有要求权的购买者当中得以合理的分布。有些购买者能得到想得到的一切，有些则一无所获。在这种情况下，给卖方一定的报酬来避免买方空手而归，这种动机是非常强烈的，买方接受的动机并不弱。在买卖双方的数目都很大的情况下，败露的可能性就很小。此外，因为在小企业中，记录不详或不存在，雇工少而且往往靠得住，非法的交易不会留下蛛丝马迹，不会冒有热爱祖国、伸张正义、愤怒不平的雇工打电话向政府揭发的风险。在小买卖的竞争市场上，控制是非常难以实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