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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不组织个学习小组呢？”华盛顿心不在焉地说道。
“我们根据什么原则来分组呢？”印第安人马丁内斯说道，“要分就快点儿，不要浪费时间。”
“他为什么以为我不爱他了？”圣地亚哥说道，“我爸爸还跟你说了我些什么？”
“他着急了，因为他要分析剩余价值，他准备得很充分。”华盛顿笑了。
他是法律系三年级学生，白人，来自山区，性格活泼，讲话从来不像别人那样一本正经、故弄玄虚、说教训人。三人最先知道的名字就是他：华盛顿。他那身浅灰色的衣服、他那两排总是露在外面的结实的牙齿和他开的玩笑，给帕雷尔莫酒吧、台球咖啡馆或是经济系的庭院谈话带来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气氛。这种气氛在同别人那种封闭式的、公式般的对话中是没有的。他是第一个从一闪即逝的影子变为有血有肉的人，圣地亚哥回想着，他是第一个成为熟人、朋友的人。
“我们可以抓阄儿。”埃克托尔说道。
“他这一辈子最关心的就是搞清楚您为什么不爱他了，少爷。”安布罗修说道。
“靠运气不合理。”哈柯沃说道，“我建议按姓氏的字母顺序来分。”
“你以为华盛顿走掉是由于这个？”阿伊达说道。
“当然，这样最合理，也最容易。”“白鹤”说道，“前四名分在一组，其余的在另一组。”
“我爸爸跟你说我不爱他了？”圣地亚哥说道。
圣地亚哥回想：当时，我并未感到心脏受到打击，蠕虫也未出现，只感到惊愕、混乱。他回想：只是突然感到不自在，有一种顽固的想法：我错了。这是一种顽固的想法：我错了吗？
“你使得华盛顿很尴尬，”哈柯沃说道，“他要是党员，就必须小心点。在他面前你骂奥德里亚得低声点，否则就要把他牵连进去。”
“赞成哈柯沃建议的人请举手。”华盛顿说道。
“您爸爸说，是圣马可害了您。”安布罗修说道，“他说您不爱他了，这要怪圣马可。”
圣地亚哥更加不自在了，脑子一片混乱，突然感到一阵胆怯，这一切使他讲不出话来。在别人举手几秒钟后，他才举起了手。
这些人是单独行动的叛逆者还是某个地下组织的成员？其中有没有密探？他们从来不在一起，很少同时出现。他们之间互不认识，或许是装作互不相识。有时似乎想透露些什么重要的东西，但是欲言又止。他们的那些暗示、提示，褪了色的西装，还有那事先准备好了的行动方式，在三人中引起了不安、怀疑和一种由于疑虑或害怕而不得不控制住的敬佩心理。那些他们偶然才能遇上的面孔开始出现在三人课后常去的咖啡馆里。那些人是不是被派来进行试探的？他们像影子一样，谦卑地坐在三人占据的桌子旁。如此说来，我们应该向他们表示一下，让他们知道在我们面前用不着掩饰了。阿伊达说道：我们班上有两个特务在校外活动。哈柯沃说道：没等特务们引人上钩，我们就发现了，他们不得不坦白。圣地亚哥说道：特务们辩解说，他们这样做，将来可以从一般的律师提升到一个好职位。阿伊达：这些蠢货连说谎都不会。谈话开始不那么空洞了，有时还具有一种极为大胆的政治色彩。这种谈话经常是从某件趣闻、玩笑、流言蜚语，或是从打听某事开始的。华盛顿说，危险的并不是那些身份公开的人，而是那些没列入警察编制的领津贴的密探。接着就是吞吞吐吐、似乎偶然提出的问题：一年级班上的气氛如何？有没有苦闷情绪？同学们对时事是否关心？是不是多数人关心重建联合中心？谈话越来越玄虚莫测，转弯抹角，滑向了国际问题：你们对玻利维亚的革命有什么想法？你们对危地马拉怎么看？三人感到兴奋、鼓舞，于是大声发表开意见了。让密探们去听吧！让他们来抓人吧！阿伊达这样鼓励着自己。圣地亚哥回想：阿伊达当时最兴奋，她激动得都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回想：她这样最危险了。她首先大胆地把谈话从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引到了秘鲁。我们生活在军事独裁的统治之下，她那双乌黑的眼睛发亮了；尽管玻利维亚的革命是一次自由主义的革命，她的鼻子竖起来了；尽管危地马拉的革命还不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她的太阳穴跳得更快了；但比起秘鲁来好多了，她前额上的头发在跳动；秘鲁在受着一个卑鄙的将军的统治，她一边讲一边用手击额；一群强盗在统治着秘鲁，她的小拳头击在桌上。那些影子般一闪即逝的人感到坐立不宁、惶恐不安了。在这种时候，他们不是打断她改变话题，就是站起来走掉。
他没有掉过头去看阿伊达，也没看哈柯沃，而是慢条斯理地点燃了一支烟，翻了翻恩格斯的著作，和索洛萨诺交换了一个微笑。
“我们去喝杯牛奶咖啡吧。”哈柯沃说道，“来吧，莫斯科请客。”
“好了，马丁内斯，你可以露一手了。”华盛顿说道，“剩余价值是怎么回事？”
“好了，一谈资产阶级你就生气。”阿伊达说道，“别这么敏感，老兄，别资产阶级气了，唉，瞧我又说漏了嘴。”
圣地亚哥回想：不光是革命，哈柯沃还有一颗心，一颗温暖却隐蔽着的心，一个机灵的小脑袋，反应快，工于心计。他早就计划好了还是临时提出来的？革命、友谊、嫉妒、羡慕，一切都混成一团了，混在一起了，我的思想也乱了。小萨呀，哈柯沃也是上帝用肮脏的泥土造出来的啊。
“你以为只有资产阶级才往坏处想？”圣地亚哥说道，“难道革命者就不想女人？”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单纯的人。”圣地亚哥说道，“那次就是个例子。”
“我很理解他，因为我现在也是整天地想念阿玛莉塔·奥登希娅。”安布罗修说道，“总是想她现在怎样了，像谁。”
“您后来再没看见那位姑娘了吗？”安布罗修说道。
“你净往坏处想，资产阶级！”阿伊达说道。
“跟她见面的次数减少了，哈柯沃倒是每星期跟她见两次面。”圣地亚哥说道，“我痛苦，感到受骗了，但不是由于道义上的原因，而是由于嫉妒。我那时胆子太小，不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