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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瓜里娜，你好吗？很高兴能问候你。你打电话是为了今天晚上的约会吧？你别担心。我派车去接你。七点整，你觉得合适吗？劳驾，你把地址再给我说一遍，好吗？”

直到电视里报道，美洲国家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已经与政治犯会见，英贝特才知道妻子瓜里娜在监狱里蹲了好几个星期，如同其他几名参与暗杀的朋友的妻子一样。这对夫妻一直没有告诉他瓜里娜被捕的消息。相反，两周后，他和她兴高采烈地告诉他：瓜里娜已经自由了！

广播、电视和报纸还什么都没说，但是小道消息是谁也挡不住的。全城都在传说：特鲁希略被杀害了。人们惊慌不已，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感到惶恐不安。在将近一个多小时里，英贝特挖空心思在想：去哪里好呢？很快，他决定离开。谢过女博士以后，他来到了大街上，右手摸着裤袋里的枪。他在街上漫无方向地转悠了好久，直到他想起牙科医生卡米罗·苏埃罗，医生住在军队医院附近。卡米罗和他的妻子阿尔丰西娜让英贝特进了家门。但是，他们不能让他在家里藏身，不过愿意帮助他考虑有哪些地方可以躲藏。这时，英贝特忽然想起弗朗西斯科·拉伊涅里。这是个老朋友，其父是意大利人，他本人则是意大利特命全权大使，弗朗西斯科的妻子韦内西娅和英贝特的妻子瓜里娜经常一起喝茶玩牌。也许这个外交官可以为他提供在某个使馆避难的方便。他特别小心谨慎，把电话打到拉伊涅里家中，然后把话筒交给阿尔丰西娜，让她装成瓜里娜·特森的声音。瓜里娜是英贝特妻子的小名。阿尔丰西娜要求与弗朗西斯科讲话。这位意大利朋友立刻接过电话，那极为亲切热情的问候让阿尔丰西娜吃了一惊：

无论擦地板、扫地还是吸尘，他都随身携带上了子弹的柯尔特点四五口径手枪。关键时刻要自杀的决心，他是不会动摇的。他要向阿玛迪多、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和安东尼奥·德·拉·玛萨学习。宁肯战死，绝不活着投降！自杀要比让兰菲斯及其帮凶用扭曲心态设计出来的手段折磨和侮辱而死更有尊严！

“到处都是特工们开的‘刨子’和拉着警察的卡车，”她说，“他们检查车辆，向每个行人要证件，还入户搜查。”

下午和晚上，英贝特阅读过男女主人带回的报纸后，同他们一起看电视新闻。他抱着怀疑的态度注视着这个政权目前混乱的对立共存现象：一个由巴拉格尔领导的文人政府一再表示和声明，保证国家实行民主；一个由兰菲斯操纵的军警政权继续像元首生前那样肆无忌惮地抓人、打人、杀人。但是，无论如何，使英贝特感到鼓舞的是，流亡者纷纷回国了，反对派——“公民团结组织”和“六·一四”——的机关刊物上街了，大学生不断举行反政府的群众集会。官方传媒尽管有时也报道这些集会，但都是为了指责此乃共产党所为。

是的，可是到哪里去呢？格莱迪兹已经去过英贝特家门前，那里到处是特工和警察；他的妻子和女儿肯定被捕了。英贝特觉得一双无形的大手开始勒紧了他的脖子。他没有露出心中的不安，他不愿意增加女主人的恐惧程度。女博士已经变了模样：由于精神紧张，她不停地眨动着眼睛。

华金·巴拉格尔在联合国的演说中批评了特鲁希略的独裁统治，许诺要在国内实行民主化，这让英贝特吃了一惊。这个小矮子和那个三十一年来忠心耿耿为伟大领袖服务的傀儡难道是同一个人？卡瓦列里夫妇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他们经常在外面吃饭，卡瓦列里太太于是就在火炉上给英贝特做好面条——三人总要在饭后的长谈里交换看法。夫妇俩提供消息，其中有许多街谈巷议，比如现在这个城市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圣多明各，全城充满了小道新闻和政治笑话。虽然人人都害怕特鲁希略之弟发动政变，担心野蛮、残暴的专政会卷土重来，但显而易见的是，人们逐渐不再恐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逐渐破除了对大救星的迷信：成千上万的多米尼加人一度心甘情愿地忠于特鲁希略。反对特鲁希略主义的声音、宣言和行动越来越多；支持“公民团结”“六·一四”或者多米尼加革命党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团体的领导人已经在市中心设立了联络站。

“就在你离开那里不久，黎明时分特工们抓走了曼努埃尔，”桑托斯家的格莱迪兹焦急地说道，“他们迟早会逼他招供的，说出你藏身的地方。你得赶快离开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