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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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布兰萨咖啡馆去。在那里，彼得罗·卡玛乔告诉我们，有一次在玻利维亚，一个“那个国家”的足球运动员听了他的节目，手持左轮枪来到电台，幸亏守卫人员及时发现了他。
“生三胞胎动剖腹产手术，总共只需五分钟，干得真是漂亮极了。我写三个小伙子利用飞机喷气飞起来的故事花了三个星期。”
“您可要注意，”哈维尔提醒他说，“现在利马到处是阿根廷人。”
我抽着烟，坐在窗台上等着，一直等到他使胎位不正的三胞胎生下来。手术果然只用了几分钟。然后，他脱去防尘罩衣，仔细叠好，连同犹太教士的假胡子一起放在一个塑料口袋里。我对他说：
“归根到底，不管是你们还是我，虫子早晚要把我们吃掉。”彼得罗·卡玛乔推论说。
“妇科大夫阿尔贝托·德·金德罗斯给侄女接生三胞胎，有一个胎儿胎位不正。您能等我五分钟吗？我要给这位姑娘做剖腹产手术，然后我们去喝一杯薄荷马黛茶。”
于是他跟我们谈起了灵魂的迁移，他认为那是上帝揭示的真理，我们应该信仰。他跟我们讲了一件心事：如果可以选择，他来世愿意变成一种长寿、安静的海生动物，比如乌龟或鲸鱼。我趁他心情愉快，便履行在他和赫纳罗父子之间搭桥的光荣职责，这项职责我承担下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向他转达了老赫纳罗的口信：电台接到了电话和信件，有些人弄不懂广播剧的一些情节。老赫纳罗恳求他不要把情节弄得很复杂，要照顾水平不高的中间听众。我想站到他的一边（实际上我是站在他那一边），把消息传达得委婉一点，以便他能听进去。我说，这个要求是荒谬的，一个人应该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我只是告诉他赫纳罗父子要我转达的话。
房间的窗户虚掩着，可以听到打字机有节奏的声响。我一边推开窗户一边向他致意：“早上好，能干的先生。”但是，我忽然觉得似乎弄错了地方，认错了人，过了几秒钟，才认出了那个用白色防尘罩衣、大夫的小帽子、犹太教士的大黑胡子伪装起来的玻利维亚文人。他不动声色，也不看我，轻轻俯身在写字台上继续打字。过了一会儿，像是在两种想法之间迟疑了一下，但并没有回过头来看我。我听见他用银铃般悦耳的声音说道：
他听我讲话时一言不发，毫无表情，我感到很不舒服。当我停下来时，他仍然沉默不语。他把最后一口马黛茶喝干，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他该回工作间去了，连“再见”都没有说一声就离开了。是因为我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讲这些，他生气了？哈维尔认为是这样，劝我请求他原谅。我决定永不再为赫纳罗父子说项。
这个星期天，我从吉列尔莫那里回来。我在他房间里度过了三个小时，满脑子的法律术语在打架，一大堆必须死记硬背的拉丁语把我吓得晕头转向。当我来到圣马丁广场时，远远地望见中央电台铅灰色的正面墙上彼得罗·卡玛乔房间的小窗户打开着。我当然要去问候他。我到他房间去的次数越多——尽管我们的关系仍然限于在咖啡桌上交谈三言两语——他的品行、外貌和口才对我的魅力越大。我穿过广场向卡玛乔的办公室走去，他那钢铁般的意志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意志给予这个禁欲主义矮子以工作才干，他凭着这种才干，上午和下午、下午和晚上，连续不断地创作着暴风骤雨般的故事。白天，不管什么时候记起他，我便想到“他一定在奋力挥笔”。而且，像我无数次见过的那样，果真看到他在用两个小指头飞快地在雷明顿打字机键盘上敲打着，那迷幻的眼睛望着滚筒。于是，一种既怜悯又羡慕的奇特感觉便从我心中油然而生。
我没有看到胡利娅姨妈的那个星期，有几个夜晚和米拉弗洛雷斯的朋友一起出去。自从我偷偷恋爱，就没有再去找过他们了。他们有的是我的同学，有的是我的邻居。这些年轻小伙子有的学工程，比如内格罗·萨拉斯；有的学医学，比如科洛拉奥·莫尔菲诺；或者已经工作，像克科·拉尼亚斯。我和他们从小就在一起分享美事：踢足球，逛萨拉萨尔公园，在特拉萨斯和米拉弗洛雷斯的波涛中游泳，参加周末舞会，追逐姑娘，看电影。但是，由于几个月来很少拜访他们，在这几次外出中，我发现我们的友谊失去了一点什么，大家已不像过去有那么多共同的东西。这个星期的每个夜晚，我们干了过去经常干的那些英雄业绩，去苏尔科古老的小墓地，借着月光，在被地震移动了的坟墓中间争先恐后地寻觅着，企图抢到一个骷髅；赤条条地在靠近阿恩孔的圣罗萨温泉的大游泳池里游泳，这个游泳池还在建设；逛遍格拉乌大街所有阴暗的妓院。这些朋友依旧是原来的样子，开着同样的玩笑，谈论着同样的姑娘，我却不能和他们谈我认为重要的事：文学和胡利娅姨妈。如果我告诉他们我在写故事，渴望成为作家，毫无疑问，像瘦南希一样，他们会认为我发疯了。如果我告诉他们——就像他们把自己弄到手的女人告诉我一样——我和一位离了婚的夫人在一起，她不是我的情人，而是我的恋爱对象（这是地道的米拉弗洛雷斯说法），他们就会根据当时最时髦的、漂亮而不为人熟知的短语，认为我是一头发疯的、未被阉割的牲口。我毫不鄙视他们，因为他们不读文学作品；我也不认为由于自己和一个完全成熟的女人相爱而高他们一等。但是，有一点是真的，在这些夜晚，当我们在苏尔科公墓桉树和漆树中间的坟墓上趴着的时候，或者在星光下圣罗萨温泉的大游泳池里游水嬉戏的时候，或者喝着啤酒和纳内特的妓女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全都感到乏味。我想那篇《危险的游戏》（这个星期《商报》还是没有把它登出来），想胡利娅姨妈，更甚于这些朋友对我讲的事。
期中考试已经来临。自从和胡利娅姨妈相爱，我上课少了，写故事（见效甚微）占去很多时间，这次考试准备得很不好。一位同学救了我，他叫吉列尔莫·贝兰多，是卡马纳人，住在市中心5月2日广场附近的一所公寓里。他是个模范学生，从不缺课，甚至把老师的呼吸都记下来。他像我背诗一样，把法典的条款背得滚瓜烂熟。他总是讲他的故乡，他的未婚妻住在那里。他盼望拿到律师学位，一旦获得成功，便离开可恨的城市利马，回卡马纳去。在那里，他将为家乡的进步而战斗。他把他的笔记借给我，考试时跟我咬耳朵。考试临头的时候，我就到他的公寓去，让他把课堂上的情况给我作一番精辟扼要的介绍。
当我对哈维尔讲起我和我邻居朋友们令人失望的重逢时，他挺起胸脯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仍是乳臭未干的孩子，而咱们已经是大人了，小巴尔加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