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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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一开始，埃塞基耶尔·德尔芬这小伙子处处使贝瓜一家人喜欢。他吃得少，有教养，按时付款。他和蔼可亲，令人敬佩，不时地送些紫罗兰给玛尔加丽塔太太，往塞巴斯蒂安先生的纽扣上别一朵石竹花，在罗莎生日时送些乐谱和节拍器。他很羞怯，如果不是人家先跟他说话，他从不先开口。他说话时也总是低声细语，眼睛盯着地面，从不敢正视谈话者的脸。他庄重的举止言谈获得了贝瓜一家人的极大欢心，他们很快就爱上了这位客人，也许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想到了塞翁失马的哲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想把他招为女婿。

卡哈坦沃的神父到首都只是为了用四天的时间给他镇上的教堂筹买一座新的耶稣蒙难像，因为原来的那认被一帮没教养的家伙用弹弓射掉了脑袋。他在利马被扣留了三个月，想到有可能被判谋杀罪，要在监牢里度过余生，吓得坐卧不宁，终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他的死激发了公众舆论，对辩护起了破坏作用。如今，报界不再为那位外国律师说话了，而骂他是诡辩家、戏子、殖民主义者、来历不明的人，说善良神父的死正是由于他诡秘地反对基督教。法官们像墙头草似的随着新闻界的风摇摆，以外国身份为由，剥夺了他的特权和他在法庭上的辩护权，在报界以民族主义者的声音大肆称赞的宣判之后，那位法学家败兴地返回了意大利。

那是二十年前，一个目光悲哀、身着耶稣长袍的年轻人来到“殖民公寓”。事情就从这里开始了。他是药品推销人，家住阿雷基帕，患有习惯性便秘。他的姓氏埃塞基耶尔·德尔芬是预言家的名和海鱼的姓相结合的产物。尽管他很年轻，“殖民公寓”还是收留了他，因为他的外表（干瘪消瘦，一把骨头，面色苍白）和显而易见的宗教虔诚（除了酱紫色的领带、小脖巾、袖标，他的行囊中还藏着一本《圣经》，衣服中间露出教士用的披肩）像抵制青春期放荡行为的保证。

卡哈坦沃神父的死救了母亲，救了女儿，也救了房客们，他们本来有可能被判同谋杀人和窝藏罪。随着报界和公众舆论的调子，检察官也转而同情贝瓜一家，接受了案发时对事件的解释。埃塞基耶尔·德尔芬的新律师，一个当地的法学家，彻底改变了策略。他承认他为之辩护的人犯了罪，但他论证说罪犯完全没有责任，因为那是由于他心灵上的创伤和佝偻病发展成了精神分裂和其他精神病理学范畴的反复无常症，这是被优秀的精神病专家们充分证明了的。作为埃塞基耶尔·德尔芬精神失常的最重要证据，新律师还争辩说，“殖民公寓”里有四个女人，被告却选了年岁最大的、唯一的跛足女人。在检察官最后的证词中，出现了使演员神化、使观众不寒而栗的戏剧高潮：始终一言不发、两眼挂满眼屎、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的塞巴斯蒂安先生直到那时还以为审判与己无关，这时慢慢举起了手，由于吃力、愤怒或遭受凌辱而双眼通红，死死地指着埃塞基耶尔·德尔芬足足有一分钟——那是被精密计算仪器证实了的（《我的话说完了》的记者作出）。他的神情如此非凡庄严，宛如西蒙·玻利瓦尔骑在战马上的塑像真的要驰骋疆场似的……法庭接受了检察官的全部论证，埃塞基耶尔·德尔芬被关进了疯人院。

那么，是什么样的悲剧？发生在何时、何地，经过如何？

贝瓜一家从此一蹶不振，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开始崩溃。医院和讼棍们使他们破了产，他们不得不放弃钢琴课（因此也就放弃了把罗莎培养成世界著名艺术家的希望），并且降低了生活水平，甚至不得不节食，养成不讲卫生的坏习惯。那所老房子变得更加破损，到处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挂满蜘蛛网，蛀洞比比皆是。房客少了，变成了下等公寓，甚至连女仆和搬运夫都接待。有一天，真是坠落到了极点，一个乞丐跑来嗵嗵地敲着门，盛气凌人地问道：“这是‘睡觉’的地方吗？”

直到那场残酷加速贝瓜家族衰落的悲剧——这一厄运弄得贝瓜一家连名字都没有了——发生之前，塞巴斯蒂安先生一直在首都过着十足的基督教绅士生活。他经常起得很晚，不是由于懒惰，而是为了不同房客一起用早餐——他并非看不起下等人，而是觉得应该存在社会差别，特别是种族差别——稍微吃些点心便去做弥撒。他是一个好奇心强、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人，经常到圣奥古斯都、圣彼德罗、圣弗朗西斯科、圣多明戈这些教堂去，为的是一方面在上帝面前尽到责任，一方面欣赏和享受殖民宗教的杰作。此外，那些昔日的石砌纪念物把他的思想感情带回到征服时期和殖民时代去——那是多么辉煌的时代呀，如今却变得昏暗无光。他真愿回到那个时代去生活，当一名冒险的长官，做一位有信仰的偶像破坏者。塞巴斯蒂安先生装着满脑子怀古的幻想，沿着繁华的市中心大街回“殖民公寓”去（他穿着一身干净的黑色西服，假领假袖口——显然是浆过的——的衬衫，一双上世纪末的带漆皮软底的鞋子，昂首挺胸，文质彬彬）。回到公寓后，面对镶百叶窗的阳台，他舒舒服服地坐在一把摇椅上——恰似有妓女守在身旁那样舒服——嘟嘟囔囔地念报纸（包括广告），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度过上午的余暇。他忠于自己的身世，午餐——午餐只好同房客们一道吃，但在他们面前显得很有教养——过后，要按照西班牙的习惯睡午觉。随后，重新穿上那套黑色西装、浆过的衬衣，戴上灰色的礼帽，迈着方步到坦博—阿亚库乔俱乐部去。俱乐部设在凯略马街区的几间高层楼房里，美丽的安第斯土地上的许多知名人士经常聚集在那儿打牌，游戏娱乐，谈谈政治，有时——这是人之常情——也谈些对小姐们不适宜的题目。就这样，从下午一直玩到晚上，天黑了，塞巴斯蒂安先生才悠然自得地回公寓去，在房间里独自喝粥，吃菜，听无线电广播，而后便心满意足、无忧无虑地进入梦乡。可这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塞巴斯蒂安先生从来不出门，也不换衣服——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总是那身灰色睡衣、蓝色长袍、毛袜和羊驼呢便鞋——从那场悲剧之后，他一句话也没说过。他再不去做弥撒，也不读报了。当他身体好的时候，年老的房客们（自从发现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是好色之徒，“殖民公寓”的主人便只收住女房客和因病或年迈以致性欲已显然衰退的男房客）看到他像个幽灵似的在黑暗破旧的住房里来回走动，目光茫然，满脸胡须，头发肮脏蓬乱；有时看见他几小时几小时坐在摇椅上轻轻地摇着，一声不吭，两眼发呆。他既不陪客人们吃早餐，也不陪客人们吃午餐，好像一个贵族被送进了贫民收容所那样可笑。塞巴斯蒂安先生自己已不能把饭送到口中，而是由他的太太和女儿喂他。他身体欠佳的时候，房客们就看不到他了，这位高贵的先生卧床不起，反锁房门。但是能听到他的声音在吼叫、呻吟、怨恨和哀叹——那哀叹使得玻璃都震动起来，新到“殖民公寓”的人感到很惊奇。在这样的时刻，尽管这位病入膏肓的征服者的后裔在号叫着，可是玛尔加丽塔太太和罗莎小姐依然扫地、收拾房间、做饭、招待客人或聊天，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客人们认为她们无情无义，心肠冷酷，对丈夫或父亲的痛苦无动于衷。有些不懂事的人竟指着紧闭的房门问：“塞巴斯蒂安先生病好了吗？”玛尔加丽塔太太满脸不高兴地回答：“没什么，他想起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会儿就会好。”果然，两三天后，病就过去了，塞巴斯蒂安先生又出现在“殖民公寓”的走廊和房间里，在片片相连的蜘蛛网中间，他显得苍白瘦削，样子十分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