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亚马孙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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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了同蒙泰特在林堡周边或在柏林大街上长时间的散步，有时是在苍白冰冷的清晨，有时是在夜幕刚刚降临的黄昏。二人像着了魔似的谈论着爱尔兰，产生了友谊。但他没有办法让蒙泰特像对待朋友那样对他随便些，上尉总是像在机关或军队里对上级那样跟他说话，走路时让他走在右边，为他开门，给他把椅子挪近，握手前后总要脚跟一碰，把手举到贝雷帽的帽沿旁行个军礼。
最后，他达到了目的，载着武器的奥德号出发了。随后，罗杰、蒙泰特和拜莱乘着潜艇，也起锚向爱尔兰驶去。但是那53名纵队队员仍留在措森，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无疑会问：为什么那些说谎者去为爱尔兰战斗却把受过训练的他们不加解释地留在这里、不让他们参加行动？
罗伯特·蒙泰特上尉若在审判中看到证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指控那一小队爱尔兰战俘（经过战俘交换才获得自由），而证人中就有丹尼尔·拜莱军士，他会说些什么？所有证人回答总检察长的提问时都发誓说罗杰·凯斯门特在德国军官的簇拥下向他们显示获得自由之后的前景：获得工资和农场。并以此为钓饵要求他们向敌方投降。所有人又进一步推动那明目张胆的谎言：爱尔兰战俘在罗杰的紧逼下不得不报名参加纵队，并立即得到了更好的食物、更多的被子和灵活的请假制度。罗伯特·蒙泰特上尉不会责怪那些人，他可能会不止一次地说那都是盲目的爱国者，更确切地说，是英帝国在爱尔兰的卑鄙教育、愚民政策和散布的混乱思想蒙住了他们的眼睛，把他们变成了瞎子，让他们看不见三百年来被占领、被压迫的人民的真实状况。不要丧失信心，一切正在发生变化。他后来为了给罗杰鼓气，在林堡和柏林多次说，当时以爱德华·卡森爵士为首的厄尔斯特统一派大搞军事化，公开威胁称如果英国议会通过了《爱尔兰自治法案》，他们是不会遵守的。作为对这一情况的回应，1913年11月25日，在都柏林的中央大厅成立了爱尔兰志愿军。那时爱尔兰的青年们——农民、工人、渔民、手工业者和学生——报名参加该组织时是多么热情、多么踊跃啊。前英国军官罗伯特·蒙泰特上尉曾在南非对布尔人的两次战役中受过伤，此次成第一批志愿军成员，并被委托对入伍者进行军事训练。罗杰也参加了中央大厅里那次激动人心的集会，并被选为基金会的司库，负责购买武器。这一职位只有爱尔兰志愿军领导极为信任的人才会当选。他不记得当时是否认识蒙泰特，而蒙泰特肯定地说，罗杰还握了他的手，称作为一名向世界揭露了刚果和亚马孙地区罪行的爱尔兰人而感到骄傲。
“儿子出生后，他的母亲抛下我们爷俩走掉了，”罗杰听到典狱长突然说出的话，从床上跳了起来，“她去向不明，于是我不得不又做母亲又做父亲。她叫奥登希娅，是个半疯女人。”
在那几个月里，罗伯特·蒙泰特上尉对他忠诚而亲切的照顾是一种慰藉，否则他很可能活不下去。随时随地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失败并未对罗伯特·蒙泰特上尉产生任何（可见的）影响，他仍然坚信罗杰·凯斯门特策划的爱尔兰纵队最终会成为现实，会把大多数爱尔兰俘虏招募来。德国政府在柏林附近的措森给了他们一小块地方，罗伯特·蒙泰特立即热情地投入到对那五十多名志愿者进行训练的领导工作中。后来又招募了一些人，所有的队员，包括蒙泰特，都穿着罗杰设计的制服住在野营帐篷里，进行演练，练习行军，用步枪和手枪射击，使用的是训练用子弹。纪律是严格的，除了练习、实地演练和体育锻炼，蒙泰特还坚持让罗杰·凯斯门特经常给队员们作报告，讲述爱尔兰的历史、文化、民族气质以及爱尔兰独立的前景。
牢房里已经完全黑了，典狱长的侧影看不见了，但是他的声音似乎很近，像动物在哀号，而不是人在说话。
因为他们刚刚与德军打过仗，在比利时的战壕里受过德军毒气的毒害，众多战友被德国军队杀害、肢解、击伤，而此时他们则被关在铁丝网里。因此若要他们理解当时的情况，需要有点儿灵活性，要记住这些爱尔兰战俘所受的苦和所失去的一切而不应该仇视他们。但是罗杰·凯斯门特没想到那次与现实的激烈冲撞对他来说如此难以忍受，并在肉体和精神上同时反映出来：他立即发起烧，卧床不起，且持续很久。他几乎失去了希望。
“头两年，我的全部薪水都付给一个养育他的奶妈。”典狱长继续说道，“我所有的空闲时间也都用在他身上。他是个可爱的、听话的孩子，不像别的男孩又盗窃又酗酒，把父母气疯了。他在一家裁缝店里当学徒，很受店主人器重。他本可以在那儿学下去，却异想天开地要去参军，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扁平足。”
他以为爱尔兰战俘会报名参加由德国军队装备、穿德国制服（其实是罗杰·凯斯门特亲自设计的）、吃德国食物、以德国军队为顾问的纵队，这简直是幻想，是天真的想法。
罗杰·凯斯门特不知说什么好。典狱长的苦楚让他难过，本想安慰几句，但说些什么才能减轻这可怜人动物般的痛苦呢？想问问他和他死去儿子的名字，跟他们更接近些，但又不敢打断他。
他感到心脏怦怦地跳动着，就像每次回忆那些风暴卷着雪花的冰冷日子那样。几经交涉，他终于得以同林堡营地那二千二百名爱尔兰战俘说上话。他小心翼翼地重复着几个月来一直排练的腹稿，解释说那并不是“向敌方投降”，根本不是。爱尔兰纵队并不是德军的一部分，它将是一支独立兵团，有自己的指挥官；它将为反对殖民者和压迫者、争取爱尔兰独立而战斗；它将与德国武装力量并肩作战，而不是加入德国军队里面去作战。但是，让他感到痛苦、酸楚的并不是那二千二百名战俘中只有五十几人报名加入，而是对他的建议表现出的敌意。在他们的喊声和叽叽咕咕声中，他清楚地听出了“叛徒”“卑鄙”“出卖自己人”“投机者”等字眼，许多战俘对他表示出极端蔑视。他第三次想开口（每次他刚讲话就被口哨声和辱骂声打断）时，成了吐口水和殴打的目标。德国卫兵把他抢出、逃离营地时，他感到了极大的屈辱。那场可能发生的殴打也许会演变成一场私刑拷打。
“我曾接到过他两封信。第一封是在受训期间，他说很喜欢军营里的生活，说等战争结束了，也许会留在军队里。第二封就不一样了，许多段落被检查人员用黑墨水划掉了。他并没有抱怨什么，只是从信中的口气看得出有些苦恼，甚至害怕。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最后，来了一封唁函，通知我他阵亡了，在洛斯战役中英勇地结束了生命。我从没听说过那个地方。我去查地图，可能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镇。”
逗留德国的那十八个月里，他多次问自己：是不是错了？不，他没错。事实也验证了他的看法，德国政府发表宣言——其中大部分是由他起草的——表示支持爱尔兰的主权意愿并助力爱尔兰人收回被英帝国攫取的独立地位。但是后来在菩提树大街等待柏林当局接待的漫长日子里，由于德方的承诺没有兑现，加上生病、组建爱尔兰纵队失败，他才开始怀疑起来。
罗杰又听到了呜咽声，好像鸟儿的咕咕声，感觉典狱长的侧影在颤抖。
他失去了多少朋友啊，像赫伯特·沃德夫妇那样的人曾多么看重他、敬佩他，现在却把他看成了叛徒；连他的导师和朋友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也曾反对他去德国，只不过自他被捕以来再也不提那次分歧而已；又有多少人因英国报刊往他身上泼的脏水而对他感到恶心。胃部一阵痉挛，疼得他在床上蜷曲起来。过了很长时间，那种内脏受到捶打的感觉才慢慢消失。
现在，那五十三名爱国者怎样了？德国最高军事当局会不会遵守诺言，允许那小小的纵队留在措森营地里保持团结、独立？罗杰没有把握。在柏林与鲁道夫·纳多尔尼争论时，罗杰看出德军很看不起这五十几个人的可笑队伍，这跟对方一开始的态度大不相同。当时他们被凯斯门特的热情说服，支持了他的创见，即设想把林堡营地里所有的爱尔兰人集中起来，只要他对他们讲话，就会有几百人加入爱尔兰纵队。一次失败！令人沮丧！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刻！一次陷他于可笑境地、使他的爱国梦破碎的失败！他错在什么地方？罗伯特·蒙泰特上尉认为，他的错误在于同那二千二百个俘虏同时谈话，而不是分小组地个别谈话。同二十或三十人谈，就有可能进行对话、回答问题、澄清他们混乱的想法。面对因失败而感到痛苦、为被俘而感到屈辱的这么一大群人，你还能期待什么？他们只能认为你罗杰要他们跟昨日的敌人结成同盟，所以有那种充满敌意的反应。无疑，他们的敌意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理由能抹去他们受到辱骂、被那些他们为之牺牲了时间、尊严及未来的爱国者称为叛徒、低能儿、蟑螂、卖身投靠者而感到的痛苦。罗杰记起了赫伯特·沃德开的玩笑，当时沃德拿他的国籍开玩笑，要他回到现实中来，从“凯尔特人之梦”这个樊笼中走出来。
他尝到了苦果。另外一个严重的错误是对德国抱有太多的幻想。他记起了在巴黎最后一次见到赫伯特·沃德时的争论。自从在非洲相识，沃德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二人都很年轻，都渴望冒险，对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都持怀疑态度。在非洲那片土地上，他是少数几个有教养、感觉敏锐的欧洲人，罗杰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经常交换书籍，交流阅读心得，互相交谈，讨论音乐、绘画、诗歌和政治。赫伯特一心梦想成为艺术家，工作之余，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以木头和泥土塑造各种类型的非洲人。他们都对殖民主义的暴行和罪行加以严厉批判。罗杰成了公众人物以后，《关于刚果的报告》就成了被攻击的靶子。赫伯特和妻子萨莉塔移居巴黎，丈夫成了出名的雕塑家，主要制作铜像，灵感仍来自非洲。夫妇俩是他的热情辩护者。《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面世，揭露了普图马约橡胶商对土著人所犯下的罪行后，围绕凯斯门特的形象又激起了另一个丑闻。赫伯特夫妇仍热情地为他辩护。起初，赫伯特甚至对罗杰转变为民族主义者表示同情，虽然仍不时地在信里开玩笑地对他说“爱国到了狂热的程度”是很危险的，并用约翰逊医生的话“爱国主义是无赖们最后的避风港”来提醒他。他们在德国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赫伯特一直坚决反对罗杰的乐观看法，反对罗杰美化德国各州的统一者、普鲁士精神的统一者俾斯麦首相。他认为俾斯麦强硬、专制、粗暴，毫无想象力和同情心，倾向于建立兵营式生活和军事专制，对民主和艺术不屑一顾。当他通过英国报纸的揭露得知罗杰·凯斯门特在大战正酣之际去柏林与敌人密谋时，就通过罗杰的姐姐妮娜给他写了一封绝交信，还在信中告诉罗杰，他和萨莉塔的长子，一名十九岁的青年，刚刚在前线阵亡。
1916年4月11日，离开德国的前夕，罗杰给德国外长西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写了一封信，提醒他关于自己与德国政府就爱尔兰纵队问题所签协议中的那些条款。根据达成的协议，纵队队员只能去为爱尔兰而战，绝不能被单纯当作德国军队的援军使用在其他战场上。条款还规定，战争结束时，如德国未取胜，爱尔兰纵队的战士们应该被送往美国或愿意接收他们的某一中立国，绝不能被遣返回英国，否则他们就会被不经审判地处死。德国人履行了承诺吗？自从被捕以来，这个疑问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在罗杰的脑海里。蒙泰特、拜莱和他离开德国后，鲁道夫·纳多尔尼上尉会不会把爱尔兰纵队解散并把队员们送回林堡营地？那么他们就会生活在被其他爱尔兰战俘辱骂、歧视之中，随时随地都有被处以私刑的危险。
镇压还在持续。爱尔兰独立事业又一次倒退。悲哀啊，悲哀的历史！
“我希望他们把儿子的尸体还给我，我好为他在黑斯廷斯举行像我、我父亲、我祖父那样的宗教葬礼。但他们拒绝了，说在战时不可能把尸体运回来。什么是战时，您懂吗？”
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不同意他的意见，因此策划起义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志愿军直到最后仍把计划瞒着他，令他在柏林最后得到消息？但同时他得知德国海军司令部排除了从海上进攻英国的可能。当德国人同意向起义者运送武器时，他坚持亲自把武器运到爱尔兰，盘算着去说服那些领导人，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德国军事进攻的配合，就会酿成无谓的牺牲。在这一点上，他没有错。根据他作出此判断后的那几天里从各方面搜集的消息来看，起义确实是一次英雄行为，但结果是，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和志愿军最英勇的领导人被屠杀，几百名志愿者被监禁。
罗杰没有回答，他知道典狱长并不是在跟自己讲话，而是在自言自语。“我倒是很清楚是什么意思。”典狱长接着说道，“那就是我可怜的儿子已经尸骨不存，一颗手榴弹或一枚迫击炮弹把他化为了灰烬。就在那可恶的地方，洛斯。要么就是他们把尸体同别的死亡士兵一起被扔进了集体埋坑。我从来不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连时不时地放上几束鲜花做个祈祷，都不可能了。”
他那次的冒险其实是不明智的。他个人以实用主义和理性的理由认为，只要他从德国回到爱尔兰，就可以阻止由爱尔兰志愿军军事委员会的汤姆·克拉克、肖恩·麦克德莫特、帕特里克·皮尔斯、约瑟夫·普伦凯特和其他人秘密策划而爱尔兰志愿军统帅约恩·麦克尼尔一无所知的圣周起义，那不是白日做梦吗？“理性说服不了虔诚的信徒和殉道者。”罗杰思忖道。他曾亲自参加过爱尔兰志愿军内部那场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他的观点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反对英帝国的武装行动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是与德国的军事进攻同时进行，因为德军可以牵制英国强大军队的主力。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年轻的普伦凯特在柏林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也没取得一致意见。
“重要的不是坟墓，而是纪念，典狱长，”罗杰说道，“这才是真的。不管您的儿子埋在何处，对他而言，重要的是他知道您在衷心地怀念他。这就是一切。”
蒙泰特从头到脚全身湿透，那只红肿、淌血的手上的布裹得很马虎，早已松开。他的样子疲惫不堪。军士丹尼尔·拜莱也一瘸一拐的，二人朝着特拉利方向走去，消失在浓雾中。罗伯特·蒙泰特是不是已经到达那里而没被皇家爱尔兰警察捉住？会不会已经与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或志愿军的人接上头？军士丹尼尔·拜莱被捕一事，他一无所知。罗杰先是在海军司令部受到英国情报局头头们的审问，后在伦敦警察局受审。在长期的审问中，军士的名字从未被提到，却在总检察官指控罗杰叛国的审理法庭上作为证人突然出现了，这让罗杰感到很难过。丹尼尔·拜莱的证词中谎话连篇，但一次没提及蒙泰特。蒙泰特没有被捕？或许被杀害了？罗杰祈求上帝保佑他此时安全无事，躲藏在爱尔兰的某个角落里。也许他参加了圣周起义，为那次英勇但不明智的冒险而斗争时与许多无名的爱尔兰人一起牺牲了？最有可能的是，他在都柏林的邮政局里同他所敬仰的汤姆·克拉克在一起射击时，被敌人的一颗子弹结束了堪称楷模的生命。
听了罗杰的话，典狱长的侧影做了个惊奇的动作，也许忘记了自己是在牢房里，是在犯人的身边。
此外，罗杰也扛不住了，病歪歪的，身体极为虚弱，疲惫不堪，曾两次摔倒在地上，第二次昏迷不醒，持续了好几分钟。两个朋友给了他一只左轮手枪和一袋衣服，把他藏在麦肯纳要塞的废墟上，握了握手就走了。罗杰回忆他看到燕子在周围盘旋，听到燕子的叫声，发现自己四周的特拉利海湾沙地上绽放着野紫罗兰时，心想他终于抵达爱尔兰，双眼充满了泪水。蒙泰特上尉临行时向他行了个军礼。上尉个子不高，强壮、灵活、不知疲倦，是对爱尔兰爱到骨髓里的爱国者。他在林堡营地被战俘们抵制（不是公开仇视），战俘们拒绝登记参加罗杰为了爱尔兰独立而与德国共同（不是在德国的命令下）组建的爱尔兰纵队。尽管如此，罗杰在德国与他共事的六个月里，从没听到他有一丝一毫的抱怨，从没发现他在助手面前流露过萎靡不振的迹象。
“我要是知道他妈妈在什么地方，我肯定会去看她，把消息告诉她，让她跟我一道哭儿子。”典狱长说道，“奥登希娅抛弃了我，但我并不恨她。我现在连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她从来不打听被她抛弃的孩子。她并不坏，只是有些半疯。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他最后一次见到罗伯特·蒙泰特上尉是在麦肯纳要塞的废墟上，正是4月21日的早晨，当时，两个旅伴决定让罗杰先藏起来，由他们去向特拉利的志愿者求援。这样决定是因为罗杰有着被英国士兵认出来的危险，他是守卫英帝国的走狗们觊觎的猎物啊。
罗杰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自从到达特拉利海湾的巴纳·斯特兰德海滩以来，那些日日夜夜是怎么度过的？当时他听到燕子的叫声，在海滩附近看到初开的野紫罗兰，为什么没有一艘爱尔兰的船或领航员在等待为志愿军运来步枪、机关枪和弹药的奥德号和乘潜艇而来的他、蒙泰特和拜莱？出了什么事？他亲眼见过约翰·德沃伊写给约翰·海因里希·冯·贝恩斯托夫伯爵的那封信（后者又转给了德国外长），信中明确无误地通知他，起义将于圣周星期五到复活节星期天之间的某一天举行，因此步枪必须在4月20日运抵特拉利海湾的菲奈特·皮尔处，有经验的领航员和几艘载有志愿军的小船将等在那里准备卸下武器。上述内容已由约瑟夫·普伦凯特向德国驻伯尔尼的代办以紧急方式于4月5日加以确认，后者也将此信息转给了柏林外交部和军方。武器必须在4月20日运抵特拉利湾，不得提前，也不得延后，这就是奥德号和U-19潜艇到达约定地点的确切日子。见了什么鬼？怎么没有一个人在那里等他们？结果大难临头，他被关进了监狱，起义失败。据审问他的巴兹尔·汤姆森和雷金纳德·霍尔透露给他的情报，奥德号在约定卸船的日子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在英国海域被皇家海军撞上。原来它一直在那里傻等志愿军，这不是在冒险吗？于是奥德号的船长只得破釜沉舟，把两万支步枪、十挺机关枪以及五百万发弹药沉入海底，这些武器本来可以成救被英国人野蛮镇压下去的起义。
他想起了罗伯特·蒙泰特上尉，那是他在德国最后六个月里的助手和朋友，是个很出色的人，忠诚、能干、英勇，是他在德国U-19潜艇中的旅伴和难友。此外还有军士丹尼尔·朱利安·拜莱（也叫朱利安·贝伟利），当时他们乘潜艇到达爱尔兰的特拉利海湾，快到岸边时，三个人由于不会划船，差点溺水而亡。不会划船？！事情就是这样：小小的蠢事掺杂在大事里，就会把大事毁掉。他回想起了1916年4月21日圣周星期五那个浓雾笼罩的早晨，天灰蒙蒙的，下着毛毛雨，大海波涛汹涌。德国潜艇把他们仨送上不断摇晃的三桨小船后便消失在浓雾中。“祝你们好运！”潜艇船长雷蒙德·威斯巴赫喊了一声，表示告别。他又感到那种软弱无力的可怕感觉，于是试图抓牢被海浪打得颠簸不已的小船。三个生手根本无法把船拨到朝向岸边的方向，谁也不知道当时处在什么方位。小船忽上忽下，颠簸着打转，画出半径变来变去的圆圈。谁都无力应付这种海浪。海浪拍打着船侧，把船撞来撞去，随时可能把船撞翻。实际上，确实翻船了。有几分钟的工夫，三个人差点儿淹没在水中。他们在水中啪啪地划着双臂，咽着发苦的海水，最后才把船拨直，互相帮助着爬上小船。罗杰想起了勇敢的蒙泰特，他在德国的一次意外事故中一只手受伤发炎，但是在黑尔格兰岛上仍努力学习驾驶摩托艇。他们在该岛靠岸，换乘U-19潜艇，因为U-2潜艇在威廉港出了故障。从黑尔格兰岛到特拉利海湾的这趟行程中，蒙泰特的伤口折磨了他整整一个星期。罗杰在那次航行中也因眩晕呕吐得厉害，几乎一口东西没吃，在狭窄的舱房里站不起来。他想着蒙泰特对待红肿伤口的那种禁欲式的忍耐。U-19潜艇上德国船员给他用的消炎药根本不管用，伤口仍在化脓。指挥U-19的威斯巴赫船长预言，登陆后如不立即治疗，伤口将患上坏疽。
说真的，发生了什么事，罗杰·凯斯门特是可以想象的。不是什么大事，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不过是一些愚蠢的细节、疏忽和前后矛盾的命令，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最高委员会领导人汤姆·克拉克、肖恩·麦克德莫特、帕特里克·皮尔斯、约瑟夫·普伦凯特及少数几个人之间的意见分歧，等等。可能是他们中的某些人，也许是所有人，在约定奥德号驶抵特拉利海湾的时间上改变了主意，而送出改变主意的信息时又没考虑到将无法送达，也许是在货船和潜艇已经离岸很远的时候，那几天的可怕气候使得他们与德国的联系中断了。反正不外乎这几种原因。小小的紊乱、估计上的失误、某件傻事，结果导致第一流的武器没有送达志愿军的手里，以致在都柏林巷战的那个星期里牺牲了不少志愿军。
罗杰回到牢房，躺在床上，又拿起了托马斯·肯比斯的《仿效耶稣基督》。但读不进去，便把书放在了地上。
他认为没有德军配合而举行武装起义是一个错误，这样想并没有错，但也不能因而感到高兴。他倒宁可是自己想错了。他宁可跟曾在4月24日一度占领了萨科维尔大街邮政局的上百名不理智的志愿者在一起，要么跟着另一些人去袭击都柏林城堡或炸毁位于凤凰公园的弹药库。他宁愿像那些人一样手握武器地死去——那是英勇、高尚、浪漫的死亡——死一千次，也不愿像杀人犯和强奸犯那样毫无尊严地死在刑场上。志愿军、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及人民军的意图尽管没能实现，但是听一听帕特里克·皮尔斯朗读共和国成立宣言也是美妙的、激动人心的——在场的所有人无疑都流下了眼泪，感到心在激烈地跳动。只差七天，“凯尔特人之梦”也许就实现了，爱尔兰就能从英国占领下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典狱长咕哝了几句，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他不喜欢我的职业，”典狱长难过的声音又吓了他一跳，“让区里的邻居和裁缝店的人知道他的父亲在监狱工作，他感到羞耻。人们总以为我们这些看守一天到晚都在跟犯人打交道，肯定会被传染，变成不法分子。这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好像任何人都不应该干这种有益于社会的事。我给他举了刽子手约翰·埃利斯先生的例子，此人在老家罗奇代尔镇上还是理发师呢。在那里，没人说他的坏话；相反，邻居们都很看重他，在他的店前排长龙等着让他理发。我敢说，我的儿子不会允许人们在他面前说我的坏话。我知道，他不仅尊敬我，还很爱我。”
“您让我洗澡，真不知怎样感谢您，典狱长。”回牢房的途中，他说道，“您把生命和健康还给了我。”
罗杰又一次听到了那低低的呜咽声，感到典狱长颤抖得连木床都在晃动。这样发泄对他好吗？会不会反而增加他的痛苦？其实他这样自言自语等于用一把刀在剜自己的伤口。罗杰不知对他该采取什么态度：跟他谈话？想法安慰他？默默地倾听？
他走进发黑的走廊，跟随矮胖的典狱长来到了浴室。那是一个黑暗的地方，一面墙上镶有一排便器，对面墙上有一排淋浴头和水泥尚未被磨净的洗脸盆，发锈的水龙头在滴水。罗杰脱去衣服，和帽子一起挂在墙上的钉子上，接着钻进了喷头下。典狱长就站在门口等着。水流一冲，罗杰从头到脚打了个寒战，同时产生了一种愉快感和感激之情。他闭上眼睛，感受着滑过全身的冷水。他从挂在墙上的胶木盒中拿出一块肥皂，在胳臂和腿上擦起来。他很高兴，也很激动，水流不仅冲去了多日来积在身体上的肮脏，也荡涤了他的担忧、苦恼和悔恨。他又是擦肥皂，又是用水冲，洗了很久。典狱长站在远处，不得不拍手让他快点儿。罗杰用衣服擦干了身子，没有梳子，就用手指把头发抹抹光。
“我每次过生日，他都送我礼物，从未间断过。”典狱长接着道，“他从裁缝店领到的第一笔薪水就全都交给了我。我当时真应该坚持让他把钱自己留下。现在的孩子有这样孝敬父亲的吗？”
看到典狱长出现在牢房门口时，他感到血液停止了流动；此时血液又在体内流动起来。
典狱长又沉默下来，不动了。关于起义的事，罗杰知道的并不多：只知起义军占领了邮政局，但袭击都柏林城堡和位于凤凰公园的弹药库失败了；第一批主要领导人未经审判地被枪决了，其中有他的朋友肖恩·麦克德莫特，那是首批用盖尔语写作散文和诗歌的爱尔兰当代作家之一。还有多少人被枪决？是不是在凯勒梅堡监狱的地牢里被处决的？还是把他们押送到里士满军营去了？爱丽丝曾对他说过，伟大的同业公会组织者詹姆斯·康诺利受了重伤，站不起来，就被人用椅子抬到了行刑队的面前。太野蛮了！罗杰从审问者伦敦警察局刑事调查科科长巴兹尔·汤姆森、海军情报部部长雷金纳德·霍尔以及律师乔治·卡万·达夫、姐姐妮娜、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透露的支离破碎的信息中得知，那次起义只不过是一场爆炸、火烧、枪声与流血的混乱局面。战斗还在都柏林的街巷中进行、英国军队还在消灭最后的起义者的时候，审问他的人就陆陆续续地把从伦敦传来的消息告诉了他。但都是些一闪即逝的轶事、不连贯的句子、试图用想象和直觉串起来的一个个孤立事件。从汤姆森和霍尔在几次审问所提的问题中，他发现英国政府怀疑他去德国是为了领导起义。历史就是这么写成的！其实他回来是为了阻止起义，却稀里糊涂地变成了起义的领袖。一段时间以来，英国政府一直认为他在主张独立的人中间很有影响，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这也许正说明英国报刊为什么要大肆诬蔑他。那时他正好在德国，于是他们指责他把自己出卖给德国皇帝，不仅当了叛徒，还做了德国的雇佣军。就在那几天，伦敦的报纸仍向他身上泼脏水。居然把一个从来不是也不想成为最高领袖的人陷入如此不光彩的境地！这就是历史，一门把胡编乱造说成真实的学科。
“谢谢您。”罗杰说着站了起来。典狱长这是怎么了？什么时候对他这么客气过？
“有一次他发烧，诊所的医生说他活不成了，”典狱长又拾起了独白，“但我和他的奶妈库比特太太照顾他，给他盖得暖暖的，亲切而耐心地把他救活了。我几夜没合眼，用樟脑酒精擦抹他的全身，他才舒服些。看到他这么小，冷得浑身发抖，我的心都快碎了。我希望他没吃苦。我是说，在那儿、在战壕里、在洛斯那个地方没有吃苦，让死亡不知不觉地来得快些。愿上帝不要太残忍，不要让他一滴一滴地流血或被芥子气毒得喘不过气来，延长他垂死挣扎的时间。他一直都参加星期天的圣事，履行一名基督徒的义务。”
“这可是违反狱规的，”典狱长带有某种感情地低声说道，“不过，今天是我儿子一周年祭日，我想以怜悯他人的行动纪念他。”
“您的儿子叫什么，典狱长？”罗杰·凯斯门特问道。他好像觉得典狱长在黑暗中挺了挺身子，仿佛刚刚发现他在身边。
“这是满足我最后的要求？”他想道，“洗完澡，刽子手就来了。”
“他叫亚历克斯·斯塔西。”典狱长终于说了出来，“跟我的父亲和我同名。”
“你不是总说要洗澡吗？”典狱长冷冷地曼声问道。
“我很高兴知道他的名字。”罗杰·凯斯门特说道，“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就能想象他的为人。尽管不认识他，但是能感觉他。亚历克斯·斯塔西是个好听的名字，可以想象是个好人。”
牢房的门一打开，罗杰·凯斯门特就看见典狱长那矮胖的身影站在门槛旁。他想，有人来探监了，是格，也许是爱丽丝。但是典狱长并没叫他站起来去探视室，而是一言不发，用一种奇异的眼光看着他。“申请被拒绝了。”他想，感到很困惑，要是站起来，肯定会双腿打战，倒在地上。
“有教养，也很勤快。”典狱长低声说道，“也许还有点儿腼腆，特别是在女人面前。这一点，我从他小时候就看出来了。跟男人在一起，他才感到自在，说起话来也流利，但是在女人面前就胆怯，不敢直视女人。假使有女人主动跟他讲话，他就结结巴巴地回答。我敢说，他到死都是个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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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狱长又沉默了下来，一动也不动地沉浸自己的思绪之中，可怜的孩子啊！他父亲的话如果是真的，那么他到死都不了解女人的体温为何物，包括母亲的体温、妻子的体温、情人的体温。而罗杰是了解的，那是他那美丽、温柔、柔弱的母亲给他的幸福。他叹了一口气。他有一段时间没想起母亲了，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如果彼岸真的存在，如果死者的灵魂能在永恒之中看到生者的短暂一生，安妮·杰弗逊一定会随时随地一直关注着他，为他在德国遇到的不顺心的事感到窝囊和苦恼，分担他的沮丧、遇到的障碍以及错误地把德国皇帝和德国人理想化而产生的那种难以忍受的感受。他曾经以为他们能把爱尔兰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成为他独立梦想的忠实而热情的同盟者。赫伯特·沃德就曾嘲笑过他那天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
罗杰回住处的一路上走得很慢，对街上酒吧、妓院里的事，对其中发出的噪声、歌声、吉他弹拨声不闻也不看，一心想的都是那些从部落里抢来的孩子。他们被迫离开家人，被装进麻布包、塞进船舱、带到了伊基托斯，以二三十索尔卖给一个家庭，擦洗房间、下厨做饭、打扫厕所、洗涤脏衣、挨打受骂，有时还要被雇主或雇主儿子奸污。同样的故事，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是的，在那难以言表的五天里，母亲肯定会分担他的病痛：在把他、蒙泰特和拜莱从德国黑尔格兰港送到爱尔兰凯里海岸的U-19号潜艇里，他不停地呕吐、晕船、肠绞痛。他一生中从没感到过如此痛苦，身体上的和情绪上的。除了几小口热咖啡和面包，胃里容不下任何食物。U-19号潜艇的船长雷蒙德·威斯巴赫上尉劝他喝一小口烧酒，但他仍然晕船，又呕吐胆汁。当潜艇浮出水面，以每小时十二海里的速度行驶时，潜艇晃动得更厉害，头晕也就更严重了。当潜艇沉入水中，晃动得不那么厉害时，速度又慢了。毯子也好，大衣也好，都不能缓解那渗入骨髓的冰冷感觉，还有挥之不去的对幽闭的恐惧感，似乎后来落入布里克斯顿监狱、伦敦塔楼和本顿维尔监狱里的感受提前领教了。
“您倒是可以做些什么，凯斯门特先生，”乌鲁蒂亚神父握着他的手，告别道，“在欧洲进行的揭发事件闹得满城风雨，委员会能来到洛雷托，我看是一个奇迹。如果说有人能帮助这些可怜人，那就是你们了。我将为你们能平安无恙地从普图马约回来而祈祷。”
乘U-19号潜艇的行程中，晕船和可怕的病痛使他忘记口袋里还有一张从德国柏林到威廉港的火车票。在麦肯纳要塞被捕时，特拉利警察局的警察搜出了那张火车票。检察官在审讯中也出示了火车票，作为他在德国时就把爱尔兰出卖给敌国德国的证据。但更糟的是，爱尔兰皇家保安队在他另一个口袋里发现了德国海军司令部为了他在紧急情况下与德国皇帝军事当局联系而给他的密码。他怎么没在离开U-19号潜艇、跳上去海滩的小船前把危及自身的证据毁掉呢？这个问题像一个发炎的伤口在他的意识中化脓。罗杰记得很清楚，向U-19号潜艇的船长和船员告别之前，在罗伯特·蒙泰特上尉的坚持下，他和丹尼尔·拜莱军士为了毁掉任何能证明他们身份和来自何处的物件，最后一次检查了每个口袋。他怎么粗心大意到这种程度，把车票和密码纸忽略了呢？他又记起检察官在审讯中出示密码纸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一情报落到了英国情报当局手里，会给德国造成怎样的损失？
神父又叹息起来，说话时显得极为沉痛。罗杰看不得神父痛苦的样子，便想赶快回到英国领事的住所去，于是站了起来。
这一严重的粗心大意无疑归因于他那可怜的身体和心理状况：晕船；在德国的最后几个月，健康的恶化损坏了他的身心健康；特别是几次政治事件（从建立爱尔兰纵队的失败到得知志愿军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在没有德国军事行动配合就决定在圣周举行军事起义）影响了他头脑的清醒和心理的平衡，使他失掉了聚精会神、镇静自如地进行思考的能力。这是不是要发疯的前兆？以前在刚果、亚马孙地区，看到土著人手脚被砍、橡胶商施加无数酷刑和暴行时，这种情况就发生过。有那么三四次，他觉得很虚弱，看到自己周围那肆无忌惮的恶劣行径，在到处都存在的、压倒一切的残暴无耻面前感到无能为力，要想抗争并试图消灭它们简直是幻想。凡是有着深深的沮丧情绪的人，都会犯下同样严重的、粗心大意的错误。这种辩解能减轻些压力，但也只能是一小会儿，接着他就否定了这种辩解，随之而来的是更为糟糕的犯罪感和内疚感。
“我，还有我们这些人也都认为。”乌鲁蒂亚神父说道，“我们在传教所几小时、几小时地动脑筋，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毫无办法。我们曾跟罗马交涉，请他们派修女来为这些女孩开办一所学校，至少让她们受教育，但是那些家庭同意送她们上学吗？很少。不管怎么说，她们是被视为牲口的。”
“我曾想过自杀，”典狱长的声音又吓了他一跳，“亚历克斯是我继续活下去的唯一理由。我再没有别的亲戚，也没有朋友，几乎没有熟人。儿子就是我的生命，没有他，我干吗要活下去？”
“怪事、怪事。”罗杰·凯斯门特不停地重复道。
“我也有同感，典狱长，”罗杰·凯斯门特低声道，“但是，尽管如此，生活中也有美丽的东西，您会找到另外一种吸引力。您还年轻。”
“原来的部落几乎已不存在了，父母都被劫持到橡胶公司去了，没地方送她们啊。干吗要把这些可怜的孩子赎出来呢？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最好的办法还是让她们留在那个家里。有些人对她们不坏，跟她们熟悉起来，但这反倒是怪事了，您不这样觉得吗？”
“虽说显得老，但我才四十七岁。”典狱长答道，“我之所以没有自杀，是由于宗教。宗教不允许我自杀，但也不排除我可以自杀。如果我没能战胜悲哀，那么这种空虚感会战胜它。当然现在什么都不重要了。一个男子汉要是觉得活着是值得的，就应该活下去，否则就别活着。”
“不能让她们回到原来的部落去吗？”
他说话时并不带有戏剧色彩，而是平静而自信。他又安静下来，不说话了。罗杰还在听，他似乎听到从外面的某处传来一个声音，使他想起一首歌曲，大概是合唱曲。那声音是压低的，很远，听不出歌词和曲调。
“原则上，不可能。”乌鲁蒂亚神父说道，“半个多世纪前，秘鲁就禁止奴隶制了。你可以报警，向律师求助，但这些人也都买女仆。此外，女孩即便被赎出来，当局又能拿她们怎么办？当然了，要么留给自己，要么卖掉，但不能再卖给某个家庭，于是卖到妓院去。以后的事，您就可想而知了。”
起义的领导们为什么不愿让他回到爱尔兰，还要求德国当局把他爱尔兰民族主义组织大使的可笑头衔留在柏林？他看到了信里关于他的那些话，而且读了又读。据蒙泰特上尉说，那是因为志愿军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知道罗杰反对在德军的进攻未能摧毁英国陆军和海军的情况下就举行起义。但为什么不直接跟他本人说？也许是不信任他。难道他们信不过他吗？难道他们相信了英国政府说他是英国间谍而散布的笨拙的、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吗？对这些诬蔑，他一点儿也不担心。他一直认为朋友们和同伴们会懂得，那是英国秘密情报部门为了在民族主义者中间制造怀疑和分裂而耍的毒化舆论的把戏。也许同伴中有些人，只是有些人，上了殖民者这一把戏的当。现在好了，他们已经坚信罗杰·凯斯门特仍然是忠于爱尔兰独立事业的忠诚斗士。怀疑他的忠诚的人是不是那些在凯勒梅堡监狱里被枪决的人？死者曾这样怀疑他，那么现在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局不能管一管吗？”
他觉察典狱长站了起来，向牢房门走去，也听到了他那轻轻的、懒洋洋的、仿佛拖着脚走路的声音。他听到他走到门前时说：
他又叹了一口气，最后喘了起来。
“我现在这样做很不好，是违反规定的。任何人都不应该跟您说话，尤其是我这个当典狱长的。我是实在忍不住了，才到这儿来。要是不跟人说说，我的脑袋就要爆炸，心就要破碎。”
“那有名的‘打猎’，您听说过了，”奥古斯丁修道院长老又道，“袭击土著村落去捕猎收割橡胶的人。袭击者不仅劫持男人，还劫持男孩和女孩，然后带到这里卖掉；有时带到马瑙斯去，在那儿似乎能卖到好价钱——在伊基托斯，买一个女仆最多只花二三十索尔。每个家庭都有一两个甚至五个女仆。说是女仆，实际上是奴隶。她们一天到晚地干活，和牲口睡在一起，主人找个茬儿就棒打。此外，还要为主人儿子的第一次性行为服务。”
“我很高兴您到我这儿来，典狱长。”凯斯门特低声道，“在我这种处境下，跟人谈谈也是一种放松。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没能就您儿子的去世安慰您几句。”
“又是一个刚果。到处是刚果。”罗杰想道。
典狱长嘟囔了几句，似乎在告别。他打开牢房门走出去，从外面把门锁上。牢房又完全黑下来。罗杰侧过身，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但他知道这晚也是睡不着的。天亮前的几个小时是漫长的，是一种无尽的等待。
“这里的一个大问题是买卖土著女孩，”他以怜悯的声调说道，“不管我们多么努力想找出解决的办法，还是没办法。”
他想起了典狱长的话：“我敢说，他到死都是个处男。”可怜的孩子，十九、二十岁了还不知男女欢娱，不知那火热的昏厥、那周围的一切都悬浮起来、那只在射精瞬间感觉的永恒为何物；但那又是多么强烈、深刻，以至于能打动你的心弦，抵达你灵魂的每个缝隙，使之躁动起来。如果他二十岁时不去非洲，而是留在利物浦为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运公司工作，也许到死也是个处男。他在女人面前的那种腼腆与扁平足的亚历克斯·斯塔西一样，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想起了姨表兄妹们，尤其是格特鲁德，亲爱的格，为了逗他脸红而跟他开玩笑，只要一谈起女人，譬如：“你知道多萝西是怎样看你吗？”“你没有发现玛丽娜在游泳池里总是想方设法地坐在你身旁吗？”“你也喜欢她吗？”这种玩笑总让他感到不自在，说不出话来，开始结结巴巴、嘟嘟囔囔地净说傻话，把格及其朋友逗得笑得要死，于是安慰他道：“别这样，开个玩笑嘛。”
他又叹了一口气，显得很苦恼。
尽管如此，从年轻时起，他就有一种审美观，善于欣赏人体美和面孔美，赏心悦目地欣赏一个匀称的侧影、生动而调皮的眼睛、纤细的蛮腰、像肉食动物不经意展现出的强壮的肌肉。但能够使他激动、掺有不安和警觉、留下反常印象的美，并不是女孩，而是男孩。他是什么时候发觉这一点的？是在非洲。踏上非洲大陆之前，他那清教徒式的教育、父系和母系亲戚严格的传统和保守的习惯已经把他那点激动的苗头在萌芽中压制了下去。在那种气氛中，只要对同性间的性吸引有一点点怀疑，就被认为是可憎的心理失常，要作为罪行和恶习受到法律和宗教的谴责，而且不容辩解、不容调和。在马格赫林登普勒老家，在安特莱姆，在叔祖父约翰家，在利物浦姨父母和姨表兄妹的家里，他只能在借口看照片时用眼睛和意念享受着男性那匀称美丽的身体，感受着他们的吸引力，自欺欺人地说那是美学上的吸引力。
“不幸得很，很有可能是真的，凯斯门特先生。”神父低声道，“我们这儿离普图马约太远了，至少有一千二百公里。这里是城市，有行政机关、行政长官、法官、军队和警察，尽管如此，都会出事。何况在那里？那里只有公司职员，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非洲，那残酷却极端美丽的非洲，大苦大难的非洲，也是自由的非洲，那里的人遭受着不公平的虐待，同时却可以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热情、幻想、欲望、本能和梦想。不像在英国，偏见窒息了欢娱。罗杰想起在博马的一个下午，太阳灰蒙蒙的，闷热得令人窒息。那时的博马连村子都称不上，不过是个小小的定居点。那天他热得喘不过气来，觉得浑身都在冒火，于是到外面一条小溪里去洗澡。当时刚果河的水还没有满，只是在岩石间形成了一面小湖，溪水潺潺流过，周围都是高大的芒果树、可可树、猴面包树和巨大的蕨类植物。两个巴刚果族青年跟他一样脱得光光的，也在洗澡，他们不会讲英语，只是以微笑回答他的问候。二人好像在玩耍，但片刻之后，罗杰发现他们正在用赤裸的手抓鱼，滑溜溜的鱼总是从手指间滑掉，很难抓牢，把得他们激动得哈哈大笑。其中一个小伙子很漂亮，高高的、黑得发蓝的身体很匀称，深深的眼睛闪着活泼的光芒，在水中犹如一条鱼，其动作时隐时现，双臂、脊背和大腿皮肤上的水珠闪闪发亮，黝黑的、文着几何图案的脸上闪着炯炯有神的目光，露着白白的牙齿，最后终于喧闹着抓到了一条鱼。另一个男孩从水中走了出来，上了岸，罗杰看到他好像在开始切鱼、洗鱼，并准备点燃一堆火。仍在水中的那个盯着罗杰，对他微笑。罗杰感到发热，便微笑着向他游去，但是到了他的身旁又不知怎样才好了。他感到不好意思，很不自在，同时感到一种无边的幸福。
神父叹了一口气。
“可惜你听不懂我的话，”他低声说道，“我真想给你照张相，跟你谈谈，交个朋友。”
“我知道您从未去过阿拉纳先生的橡胶公司，但您无疑了解那里发生的事。我可以请您谈谈看法吗？萨尔达尼亚·罗卡和沃尔特·哈登堡的控告有可能是真的吗？”
这时他感到那小伙子划动起手脚，缩短与他的距离。此时二人离近了，身体几乎贴在了一起。罗杰感到他的手在探索自己的肚子，摆弄自己那早已挺起的生殖器。在黑暗的牢房里，他喘起气来，充满了欲望和苦恼。他闭上眼睛，竭力回想着多年前的那个场面：惊愕、无可名状、不能减轻疑惧的激动。他用身体贴着那男孩的身子，感到后者正用那玩意摩擦他的大腿和肚皮。
罗杰·凯斯门特请他讲西班牙语，自己听得懂。但乌鲁蒂亚神父曾在巴西塞阿拉州奥古斯丁派教徒中生活过十年，所以宁愿讲葡萄牙语。他来到秘鲁的亚马孙地区还不到一年。
那是他第一次做爱，如果只是激动并在水中把精液射在男孩身上就是做爱的话。其实那男孩只是为他手淫，他也只是在男孩的身上射精而已，尽管他自己并未发觉。从水中出来，穿好衣服，那两个巴刚果人请他吃几口在小溪深水岸旁点起的火堆上烤好的鱼。
“不下雨的时候，出来观赏星星，呼吸新鲜空气，只要把耳朵捂起来不去听那地狱般的噪声，倒是很惬意的。”长老用葡萄牙语说道，“有人给您讲解了这铁房子的事吧？那是一个半疯的橡胶商在欧洲买下的，正在那个角落里组装。好像在1889年的巴黎博览会上展示过。据说在这里将成为社交俱乐部。您想想，在伊基托斯这种气候下，一座金属建的房子岂不成了火炉？目前还只是一个蝙蝠穴，上百只蝙蝠吊着一条腿在那里睡觉。”
事后，他感到羞耻难堪。整整一天他都昏昏沉沉，深深陷入混杂着幸福火花的悔恨之中，同时意识到，他已冲出樊笼的限制，获得了梦寐以求但又不敢追求的自由。他很后悔。打算改正吗？是的，是的，有此打算。他答应自己，以自己的名誉起誓，以对母亲的怀念起誓，以自己的宗教信仰起誓，以后永远不会再犯。但他也清楚地知道那是骗人的，既然尝到了禁果，感到整个人都变成了不能自制的一团火，就很难不重蹈覆辙。那是他唯一的一次，或者是，不管怎么说，极少几次中的一次，不花钱的享乐。为他那些临时情人的几分钟、几小时的服务付钱这一事实就能把他从艳遇之后追悔莫及的良心谴责中解脱出来吗？也许这就像商业交易：你给我嘴唇、鸡巴，我给你舌头、屁股，再加上几块英镑。在公园，在黑暗的街角，在公共浴室，在车站，在肮脏的小客栈，甚至像狗一样地在大街上，遇到一个不懂英语、只能以手势和表情进行沟通、脱下道德外衣的男人，就进行那赤裸裸的交易，平常得像买一支冰棒、一包香烟。那是欢娱，不是爱情。他学到的是享乐，不是爱，也不是对爱的回应。在非洲，在巴西，在伊基托斯，在伦敦，在贝尔法斯特，或者在都柏林，有时在一次火热的相会之后，除了风流，他又有了某种感觉，对自己说：“我真的爱上了。”但那是假的，他从来没有爱过。那种感觉并没有持续下去，就连对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也是如此。他对此人生出了感情，但并不是情人间的感情，也许是兄弟间的感情、父子间的感情。不幸的人啊，在这方面，他一败涂地。他有过许多临时情人（几十个，也许几百个），但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爱人，纯粹是性关系，匆匆忙忙的、动物间的性关系。
从秘鲁亚马孙公司出来，罗杰把同事们送到他们的住处，自己并没回英国领事的住宅，而是漫无目的地在伊基托斯溜达了一会儿。他一贯喜欢走路。单独也好，和朋友一起也好；早晨也好，黄昏也好。他可以走上数小时。但是在伊基托斯没铺沥青、坎坷不平、到处有蛤蟆在里面鼓噪的水洼的大街上，他总是走得磕磕绊绊。街上的噪声很大。酒吧、饭馆、妓院、舞厅和秘密赌场里挤满了喝酒、吃饭、跳舞、吵架的人。所有的门前都有一堆堆半裸儿童在向里面偷看。他见晚霞已经消失在地平线下，余下的路只能在街上酒吧间的微光照射下几乎摸着黑地走。后来他察觉已经来到中心广场（名字倒很响亮）的方形地块，便在周围转了一圈。忽然听见有人坐在一条长凳上用葡萄牙语向他问候：“晚安，凯斯门特先生。”原来是里卡多·乌鲁蒂亚神父，伊基托斯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长老。他们是在行政长官举行的晚宴上认识的。于是罗杰在长凳上长老的旁边坐了下来。
因此，给自己的性生活和感情生活作总结的时候，罗杰总说它们是晚来的、禁欲式的。有，却零星，总是匆匆忙忙地风流一下，一闪即逝，也无后果，就像那次在刚果河下游一处叫博马——当时只是营地——的附近小溪水流深处发生的事。
委员们用了将近一个小时向这位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总经理提问，他的回答拖得很长，有时连翻译都摸不着头脑，让他一字一句地再说一遍。罗杰没有参与提问，他很多时候都在走神。很明显，苏马埃塔嘴里没有实话，什么都否认，不断重复着阿拉纳公司在伦敦回答记者批评时给的理由——诸如也许偶尔有个别心胸狭窄的员工做得过分了，但酷刑、奴役不是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政策，更不用说杀害土著人；法律也是禁止的嘛。普图马约的短工本来就很少，还要吓他们，这种事只有疯子才干得出；等等。罗杰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刚果的时空：同样的恐怖行为，同样地蔑视真相。所不同的是，苏马埃塔讲的是西班牙语，比利时官员们讲的是法语，而睁眼说瞎话这一点则是同样地无所顾忌，因为二者都认为收割橡胶赚钱是基督徒的理想，对那些异教徒干坏事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嗜食人肉，杀害亲生子女。
偷偷摸摸的艳遇总是伴随着深深的忧伤，一般说来总像第一次那样，经常在露天发生，同成年人、年轻人，而且总是同外国人，不知其姓氏，问过即忘掉。那暂短的欢娱根本无法跟稳定的长期关系相比。稳定的长期关系在长年累月中除了欢娱，还有理解、共事、友谊、交流和互助。他很羡慕赫伯特·沃德和萨莉塔·沃德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他在生活中感到的另一种极大空虚与思念。
“我说得太多了，现在该诸位说说了，”他带有歉意地说道，“有什么问题尽管提，我一定坦率回答。我们没什么可隐瞒的。”
似乎在牢房的门缝中，他注意到，出现了一缕光线。
罗杰·凯斯门特想，巴勃罗·苏马埃塔简直快要落泪了。但他错了，那位总经理友好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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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好，让他们满意，也不容易啊，”他降低了嗓音说道，“都是些原始人，这意味着什么，诸位知道吗？有些部落是食人族，我们当然不允许吃人，不对吗？这不仁慈，也不人道，我们加以禁止，他们有时就生气了，就干出野蛮人干的事。我们能让他们把初生的、譬如兔唇的畸形儿溺死吗？当然不，溺婴是不仁慈的，不是吗？总之，诸位会亲眼看到，到时候诸位就会理解英国这样对待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这样对待一家为改变这个国家而作出巨大牺牲的公司是不公平的。”
“我要把这副骨头丢在这倒霉的旅行中了。”罗杰想道。当时的英国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对他说，由于来自秘鲁的消息破绽百出，英国政府若想了解那里发生的事，唯一的办法就是由凯斯门特本人回到伊基托斯，去看看秘鲁政府有没有为结束普图马约的暴行而有所作为，还是因不愿或不能对付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而采取了拖延战术。
他挨个儿看了看每一位委员。前一刻还怒气冲冲，这一刻又发起愁来，作欲哭无泪状：
罗杰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从伊基托斯回来后，岁末在巴黎与沃德共度了几日，关节炎发作了，疟疾也来折磨他。痔疮虽没像以前那样出血，但仍然让他难以忍受。1911年年初，他一回到伦敦就去看医生。他去咨询的两位医生都说他的情况是在亚马孙地区过于劳累、精神过于紧张的结果，需要休息，需要一段安静的假期。
“您以为阿拉纳、我，还有秘鲁亚马孙公司的管理人员都是杀害土著人的杀人犯？您难道不知道我们橡胶商的头号大问题就是缺乏收割工人吗？对我们来说，每个工人都是宝贵的。如果这种杀害是真的，那么普图马约就连一个印第安人都不剩了，全跑光了，不是吗？谁也不愿意生活在任人鞭打、任人割去手脚、任人杀害的地方。这种控诉只有极端白痴的人才干得出，凯斯门特先生。要是土著人都跑了，我们就会破产，橡胶工业就会垮掉。这一点，连在那儿工作的职员都清楚，因此他们尽力让那些野蛮人满意。”
但是他还不能休假，他要写出英国政府急着要的报告，出席外交部的各种会议，报告在亚马孙地区的所见所闻，拜访反奴隶制协会……这一切都占用了他不少时间。此外，他还要会见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英国领导层和秘鲁领导层。这些高层在第一次会议上用将近两个小时听取他关于普图马约的印象，之后都像石头般呆住了，拉长着脸，半张着嘴，露出又惊又疑的目光，仿佛脚下的地板开裂，屋顶塌落，不知说什么好，一个问题也没提就告辞了。
“我们会去调查此事。”罗杰·凯斯门特提醒道，“认认真真地调查，请不要怀疑。”
第二次秘鲁亚马孙公司高层会议，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参加了。罗杰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本人。以前他多次听说过他，各种人谈论他，有的像对待宗教圣人或政治领袖（从不是对企业家）那样神化他，有的则把残暴行径和可怕的（无所顾忌的虐待、贪婪、吝啬、不诚实、讹诈及无与伦比的欺诈）的罪行归于他。罗杰盯着他观察，像昆虫学家观察一个尚未被列入物种目录的神秘小虫子。
“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也感到震惊。”巴勃罗·苏马埃塔愤怒地抗议道，“但此时让我震惊的是，诸位这样有教养、聪明绝顶的人没有事先调查，竟相信这样的谎言。”
据说他懂英语，但由于胆怯或虚荣，从来不说。他身边有个翻译，在他耳边以极低的声音把听到的一切翻给他听。此人个头不高，皮肤黝黑，有着梅斯蒂索人的特征，斜视的眼睛有些亚洲人的味道，前额很宽，梳得服服帖帖的直发中分，胡子也是刚刚梳理过的，散发着花露水的香味。关于他有洁癖、穿着讲究的传说大概是真的，他的穿戴无可挑剔，细呢西装大概是在萨维尔街的裁缝店手工定制的。其他高层讲话的时候，他没有开口。对，此时他们讲话了，他们向罗杰·凯斯门特提了许许多多问题，毫无疑问，都是阿拉纳的律师替他们准备的，想陷他于矛盾之中并暗示他搞错、夸大、多心及多疑——一个文明的欧洲市民到了原始世界都会这样不冷静。
“成百上千的人被肢解，被杀掉，被鞭笞，”罗杰·凯斯门特一字一句地说道，“对此种暴行的控诉已经震惊了文明世界。”
回答他们的时候，罗杰引用的证词和精确的细节加重了第一次会议上发言的分量。他说话时一直用眼睛扫着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后者像偶像那样安详，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一副让人摸不透的表情，但是从他那冷漠的神色中流露出僵硬的意味。这让罗杰想起普图马约橡胶公司收购站站长们那种灵魂空虚的神色，那种失去了（如果有时还有的话）辨别是与非、好与坏、善与恶、人道与非人道能力的神色。
“我们的职员没有一个逃掉，”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总经理发怒道，“为什么要逃？难道只因为两个敲诈者的污蔑就要逃跑？那两个人是由于从我们这儿拿不到钱才编造出无耻谎言。”
这样说来，这个衣冠楚楚、微微发胖的小个子是相当于一个欧洲体量的帝国的主人、几万人生命和财产的主人，被仇恨也被吹捧，在亚马孙地区穷苦人的世界里聚敛了可与欧洲列强相匹敌的大量财富。一开始，他是出生在秘鲁森林深处一个大概叫做里奥哈的村子里的穷孩子，挨户叫卖自家编的草帽，只上了几年小学，但是超人的工作能力、做生意的天资和绝对的寡廉少耻补偿了学历的不足，他慢慢地向社会金字塔的顶端爬去，从走街串巷在广袤的亚马孙地区叫卖草帽到在森林中独自冒着生命危险成为有能力向橡胶商们提供各种物品的人。他提供砍刀、卡宾枪、渔网、小刀、盛橡胶液的铁罐、食物罐头、木薯粉、家用器具，来换取橡胶商们得来的部分橡胶，然后在伊基托斯和马瑙斯卖给出口公司。他用赚来的钱，最终从物品提供者和中介人熬成了生产者和出口商。起初，他同哥伦比亚橡胶商合伙经营，但这些人不如他聪明、勤快，也不如他无耻，最后把自己的土地、库房、土著人小工都廉价卖给了他，还得为他工作。他任人唯亲，把自己的兄弟、内兄弟摆在企业的关键位置上，因此企业尽管规模很大，而且从1908年就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注册，但实际上仍然是家族企业。他的财富到底有多少？传说无疑夸大了实际数字，不过他在伦敦市中心拥有一栋昂贵的秘鲁亚马孙公司大楼；在肯辛顿大街拥有一处宅邸，比起周围的王子和银行家的宫殿毫不逊色；在日内瓦的住宅和比亚里兹的避暑山庄是由时髦的设计师布置的，到处是名画和贵重的摆设。但是据说他本人的生活很节俭，不酗酒，不赌博，没有情人，把业余时间都花在自己老婆身上。他从小就爱上了她——她也是里奥哈人——但很多年以后，埃利奥诺拉·苏马埃塔才答应他的求婚，那时他已经有钱有势，而她则是出生的小村子里的学校老师。
“我们在普图马约能见到萨尔达尼亚·罗卡和哈登堡工程师控诉的那几位站长吗？他们是不是逃掉了？”
第二次秘鲁亚马孙公司高层会议之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通过翻译作出保证，普图马约的各站点上的缺点、管理上的不足之处都要立即加以纠正，因为在大不列颠帝国的法律范围内与利他道德规范内活动一直是其企业的政策。阿拉纳向领事告别时只点了点头，没有伸手。
他说得又多又卖力，显然有些累了，便坐下来，用业已潮湿的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
他花了一个半月写出《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在外事办的一个房间里开始写，有打字员帮助他。后来他宁愿在伯爵区爱滩公园附近的寓所里工作。寓所在美丽的圣库斯伯特和圣马提亚教堂旁边，他有时钻进去听美妙的管风琴演奏。整个伦敦流传着《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就像他关于刚果的报告那样，颇具有毁灭性，给各种小报和八卦场合提供了种种推测、闲言碎语的口实，因此政治家、慈善机构、反奴隶制组织和人道主义组织的成员，还有一些报人都来打断他的工作。于是他要求外事办同意他去爱尔兰。他住在都柏林莫勒斯沃思大街的布思威尔斯旅馆里。这一年，他于三月初完成了工作。接着，上司和同事的祝贺立即像雪片般地飞来，爱德华·格雷爵士亲自在办公室里召见他，赞扬他的报告，并建议他作些小小的修改。报告文本马上送到了美国政府，以便伦敦和华盛顿一起向奥古斯托·贝纳迪诺·莱吉亚总统的秘鲁政府施压，要求他以文明社会的名义结束奴隶制度，废弃酷刑，禁止拐骗妇女儿童，禁止灭绝土著人社会，并把被告人送交法庭。
“最重要的是，我们千方百计，尽了最大的努力，避免在公司里发生不法行为。如果发生，那也是例外情况，是不遵守我们对待土著人政策的不轨员工所为。”
然而罗杰还不能按医嘱去休假，工作太需要他了。他还要跟政府、议会和反奴隶制协会的各个委员会开会，研究公众和私人机构如何更有实效地行动起来，改善亚马孙地区土著人的状况。在他的建议下，首先在普图马约资助成立一间传教所——这是阿拉纳的公司一直阻止的，现在他答应提供方便。
他简要地念着规定，不断地重复，旨在拖延到最后念出“要避免针对土著人的不法行为”。中间还停下来解释“职员们也是人”，有时会违反规定；发生不法行为时，公司应予以制裁。
他终于去爱尔兰休假了。他一到达爱尔兰，就接到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一封私人信件，外长通知他，由于外长本人的推荐，乔治五世陛下决定赐予他贵族称号，以表彰他在刚果和亚马孙地区为联合王国作出的贡献。
“严禁对土著人及其妻子儿女亲属进行体罚，不准对上述人等进行口头或行动上的侮辱；对经证实犯有错误者可予以斥责和警告；根据错误之严重程度可处以不同的罚款；对特别严重者可予以辞退；对具有犯罪性质者可移送最近之有关当局处理。”
亲朋好友蜂拥而至，为他祝贺。他第一次听到人们称他罗杰爵士时，满腹犹豫地差点儿哈哈大笑起来。如何接受一个他从心底里认为是敌对的、把他的祖国变为殖民地的政权授予的爵位呢？话又说回来，他本人不是正作为外交人员在为这位国王和这个政权服务吗？他从来不曾像那几天那样感到自己几年来一直生活在隐蔽的双面做派之中：一方面遵守纪律，高效率地为大英帝国服务；另一方面投身于爱尔兰解放事业，但并不与约翰·雷蒙德领导的温和派一起去为爱尔兰争取自治，而是跟激进派如由汤姆·克拉克秘密领导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联系上了，目标则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独立。罗杰犹豫了很久，心神不宁，最后决定给爱德华·格雷爵士写信，对授予自己的荣誉恳切地表示感谢。消息在报刊传开了，他的威望也提高了。
苏马埃塔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提高了嗓音并做出各种表情。他一面把有名字、印章和签字的文件展示给大家，一面用广场演说般的声调和姿态一项项地念着：
英美两国政府要求秘鲁政府把报告中提到的主犯——菲德尔·贝拉尔德、阿尔弗雷德·蒙特、奥古斯特·希门尼斯、阿曼多·诺尔曼德、何塞·伊诺森特·丰塞卡、阿维拉多·阿圭罗、埃里亚斯·马丁内基和奥雷略·罗德里格斯——加以逮捕和审判。起初，这一交涉似乎有了成果。联合王国驻利马代办卢西恩·杰洛米先生电告外事办说秘鲁亚马孙公司的那些雇员已经被辞退。利马派来的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一到伊基托斯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去普图马约的各个站点进行调查，但他没能与委员会同行，因为突然病倒了，必须立即去美国动手术。委员会由一位坚强有力、备受尊敬的人，《东方日报》社长罗慕洛·帕雷德斯带领，他带着由一位医生、两名翻译及九名士兵组成的卫队到了普图马约。委员会考察了秘鲁亚马孙公司所有的橡胶收购站，刚刚回到伊基托斯，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就已经康复，回到了伊基托斯。秘鲁政府早先就答应了杰洛米先生，说一接到帕雷德斯和巴尔卡塞尔的报告就立即采取行动。
“关于诸位所关心的事，我提前准备了这些文件，”他解释道，“都是关于收购站管理人员——站长、副站长和工头们——应如何对待当地人的规定。”
然而，不久，杰洛米又报告说，莱吉亚的政府不安地通知他说通缉犯中的大部分已逃到巴西，另外几个也许躲藏在森林里，要么潜入了哥伦比亚境内。美英两国曾要求巴西政府把逃犯引渡给秘鲁政府交付审判，但是巴西外长里奥·布兰科男爵回答说秘鲁和巴西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因此那些犯人不能被引渡，否则会在国际上引起微妙的司法纠纷。
巴勃罗·苏马埃塔通过翻译通知大家，公司最好的轮船自由号已经准备好，只等他们登船。还为他们配备了在亚马孙各支流航行最有经验的船长和最好的船员。尽管如此，这次航行到普图马约可得作出点儿牺牲：根据天气情况，要花八到十天。没等委员中有人提问，他赶忙递给罗杰·凯斯门特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一大堆文件。
几天后，英国代办又报告说，在与秘鲁外长的一次私人会晤中，该外长以非官方的方式向他承认，莱吉亚总统的处境很尴尬。尽管哥伦比亚早已在边境增加了驻军，但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及其安保队在普图马约的存在仍构成了对哥伦比亚唯一的屏障，阻止了它对该地区的侵略，因而英美两国的要求有些不着调：关闭并追查秘鲁亚马孙公司等于把哥伦比亚觊觎的一大片秘鲁领土拱手让出，不管是莱吉亚还是任何一位秘鲁省长都不会干这种事，否则就是自杀。秘鲁缺乏资源，不可能在普图马约这一边远地区装备一支足以保卫国家主权的驻军。卢西恩·杰洛米还说，因此，不要期待秘鲁政府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它只能做一些毫无实质行动的声明与姿态。
几个光着脚、穿白袍的印第安人端着盛有饮料的盘子走动的时候，凯斯门特趁机观察秘鲁亚马孙公司这位主人那严肃的黝黑四方脸和炯炯有神的目光。阿拉纳头上戴着法式贝雷帽，服装好像是巴黎最好的裁缝制作的，也许是在伦敦塞维勒路上的裁缝店里制作的。据说这位全能的橡胶国王在日内瓦的比亚里兹区有宫殿式的别墅，在伦敦的肯辛顿街有花园洋房，可他起初是在其出生地，亚马孙原始森林中一个偏远的村子里奥哈以卖草帽为生。这一切都真假难辨，他的目光中流露着精明和自满。
为此，外事办决定，在陛下政府公开发表《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并要求国际社会对秘鲁进行制裁之前，派罗杰·凯斯门特再次去亚马孙地区亲眼证实对方是否进行了某些改革、是否启动了司法程序、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是否真的采取了法律行动。尽管罗杰在此后数月中多次说出了心中曾经暗自说的话：“我要把这副骨头丢在这次倒霉的旅行中了。”爱德华·格雷爵士还是坚持己见，于是罗杰不得不接受了任务。
秘鲁亚马孙公司位于离中心广场不远的秘鲁大街，是伊基托斯最高大、最结实的建筑物，两层楼，水泥和金属板构成，外墙涂成浅蓝色。巴勃罗·苏马埃塔在其办公室隔壁的小客厅里接待了他们。客厅天花板上吊着叶片宽大的电扇，但没开，等着来电。尽管天气极热，年近五十岁的苏马埃塔却仍穿着黑色外衣和花里胡哨的背心，系着蝴蝶领结，蹬着亮晶晶的短统靴。他郑重其事地向每个人伸出手，向所有人都问一声是否都安排好了、伊基托斯招待得是否妥当、是否还需要什么，他对所有人不断地说，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亲自从伦敦发电报来，命令他给大家提供一切方便，以使任务圆满完成。他的西班牙语有着明显的歌唱般的亚马孙口音，罗杰·凯斯门特已经能听懂了。每当提到阿拉纳的名字，这位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总经理都要向挂在一面墙上的巨大画像鞠个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