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爱尔兰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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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再争取得到许可来看你，只要……”爱丽丝说到此，站了起来，脸色极为苍白。
可是罗杰拒绝让爱尔兰纵队掺合到起义里来，这一决定又激发了与德国人的冲突。他不想让纵队队员不经审判地被处死。他不想负这样的责任。
“探视超时太多了，”典狱长打断爱丽丝，“你们快道别吧。”
4月7日，最高司令部通知罗杰，他们乘的潜艇已经准备好了。蒙泰特挑选了丹尼尔·朱利安·拜莱军士作为纵队代表，并给他提供了假证件，上面写的名字是朱利安·贝韦利。最高司令部又说，尽管革命者要求五万支步枪，但只能给他们两万支来复枪，另加十挺机关枪和五百万发弹药。货物将于指定日期的晚上十点到达特拉利海湾的因尼斯图斯科特岛，应有一名引水员乘小船或舢板等在那里，以两下绿光为暗号。
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又告诉罗杰，在流放到英国、被关进英国监狱的爱尔兰人中，加入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人与日俱增，真是太感人了，就连温和派的独立人士以及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也加入了这些激进组织。在爱尔兰出现了大量传单，要求赦免被判刑者。在美国所有的城市里，游行示威不断，抗议起义后的过度镇压。约翰·德沃伊做了一件好事，在要求赦免这件事上，他征得了美国社会精英的签名，从艺术家、企业家到政治家、教授与记者。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动议，以严厉的词句谴责了不经起诉就把放下武器的对手判处死刑的做法。起义尽管失败，但事态并没有恶化，在国际支持方面，对民族主义者而言，局势从来没有这样好过。
从4月7日到出发的那天，罗杰一直没合眼。他写了一份简短的遗嘱，要求如果他死了，就把他的信件和其他文件交给埃德蒙·D.莫列尔，那是“一位不可多得、富于正义感、高尚的人”，请他用这些文件编成一本“在我升天之后能够挽救我名誉的回忆录”。蒙泰特跟罗杰一样，虽然直觉起义会被英国军队镇压，但仍然急切地盼望早日出发。博埃赫姆上尉把他们索要的以备万一被捕时所需的毒药交给他们时解释说，那是印第安人浸制毒箭用的马钱子，立竿见影。“马钱子是我的老相识了，”罗杰微笑着说道，“在普图马约河，我就看到过印第安人用浸过这种毒药的弩箭使飞鸟在空中中了毒。”那天，罗杰和蒙泰特上尉去附近的小酒馆喝啤酒，在那里倾谈了两个小时。
“我们还是谈点儿别的吧。”爱丽丝说道，“战争啊，战斗啊，受伤啊，死亡啊……够了，不要谈了。”
“我想，您跟我一样，对没能跟纵队队员们告别而感到难过。”罗杰说道。
“不能一概而论，亲爱的，有的动物比我们凶狠，譬如蛇。蛇毒能将你在可怕的喘息中一点一点地毒死。亚马孙河里的糠虫从肛门钻进你的体内，造成大量出血，以致最后……”
“我会一直记在心里，”蒙泰特同意，“不过，那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起义的事太重要了，我们必须冒这个险，偷偷地进去。”
“那不是死在大街上的唯一的动物，”爱丽丝难过地说道，“死了很多的马匹、狗和猫，它们都是人类残暴行为的无辜牺牲品。许多个晚上，我都在噩梦中见到了它们。可怜啊！我们人类比动物坏，对吧，罗杰？”
“您认为我有可能阻止起义吗？”
罗杰想象着埃蒙·德·瓦莱拉那瘦长的身影、严肃庄重的言谈，想着想着走了神，后来才注意到爱丽丝正谈到一匹马。她双眼含泪，讲得声情并茂。这位女历史学家喜爱动物不假，但为什么这匹马特别让她难过呢？听着听着，他懂得了，原来是因为她的侄子给她讲的一件事：那是英国长矛骑兵的一匹马，在起义的第一天，这些骑兵就向邮政局发起了进攻，但被打退了，伤亡三人。那匹马多处中弹，倒在了街垒前，伤势很重，痛得发出可怕的哀鸣。它有时奋力站了起来，但由于流血过多，走了几步又倒了下来。街垒后面的人起了争执，有的为了不让它受苦，说不如一枪打死它；有的则反对那样做，认为它可以治愈。最后还是朝它开了枪——用步枪放了两枪，它才在奄奄一息中结束了生命。
上尉摇了摇头。
在流放者中有几十位妇女，其中很多人——爱丽丝跟其中一些人进行过个人谈话——一致对起义的指挥者怀恨在心，因为他们净给妇女与起义者的合作制造困难，但几乎所有的指挥者，不管愿意不愿意，最后还是接受了她们到队伍中来并分配了工作。唯一拒绝接受妇女进入柏兰德磨坊据点及其连队控制的附近地区的指挥者是埃蒙·德·瓦莱拉，他那保守主义的理由——妇女们的位子是在家里，不是在街垒；她们天然的武器是纺锤、厨具、鲜花和针线，而不是短枪和长枪；她们的出现会分散战士们的注意力，会为了保护她们而忽略了自己的职责——激怒了妇女同盟的成员。罗杰与这位又高又瘦的数学教授、爱尔兰志愿军的领导人进行过多次谈话，大量地通过信。他后来被快速建立起来、专门审讯起义领导人的秘密军事法庭判了死刑，但在最后一分钟得救了。在他做完忏悔、领了圣餐之后，手执念珠平静地等待着被带到专门枪决犯人的凯勒梅堡监狱去被执行枪决的时候，法庭决定把他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据传，埃蒙·德·瓦莱拉领导下的连队尽管没受过军事训练，但表现很出色，很有纪律，给敌人造成很大损失。这支连队是最后一支放下武器的队伍。也有人说，当时形势紧张，牺牲严重，以至于他所指挥的据点里的下属看到他指挥失措，有时都以为他快要疯了——这情况并不是绝无仅有，有些指挥者在枪林弹雨之中不吃不喝不睡，在街垒中不是发了疯就是遭遇了精神危机。
“我不这样认为，罗杰爵士，但您在那边是受尊重的，也许您的主张会占上风。不管怎么说，您必须了解一下在爱尔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为此准备了好几年——岂止好几年？更确切地说，是好几个世纪。我们这个被俘的民族还要被束缚到何时？整个二十世纪吗？另外，毫无疑问，由于战争，此时正是英国势力在爱尔兰衰弱的时刻。”
另一方面，欧陆战争还在持续，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令人不安：伤亡人数急剧上升，结局如何尚存变数。尽管如此，在英国本土，许多人都准备帮助那些被军事当局从爱尔兰放逐来的人。几百名男男女女被视为颠覆者而被流放到英国偏远地带，永远定居在那里，而其中大部分人连谋生的手段都没有。爱丽丝是给他们送去钱粮和衣服的几家人道主义协会的会员之一，她对罗杰说，在一般群众中募集基金和寻求帮助一点儿困难也没有。天主教会的参与也很重要。
“您不怕死？”
是的，他很愿意身临其境。据爱丽丝说，岛上越来越多的人不顾禁令，在自己的门前，甚至在亲英的贝尔法斯特和德里，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旗帜。
蒙泰特耸了耸肩。
“那真是一次历史性事件。”爱丽丝说道，“我们常常滥用字眼，特别是政治家，什么历史性的，到处乱用，连在蠢事上都用，但是共和国的旗帜飘扬在古老都柏林的上空确实是历史性的。一次历史性事件会被人们永远热诚地记在心上。世界震动了，亲爱的，美国的许多报纸都在头版登了出来。你难道不愿意身临其境吗？”
“我好几次离死亡不远。在南非对布尔人战争中，我离死亡就很近。我想，每个人都害怕死亡，罗杰爵士，但为祖国而战死与为家人而战死、为信仰而战死是同样崇高的。”
爱丽丝得知，当皮尔斯宣读《独立宣言》时，许多的爱尔兰共和国旗帜在邮政局自由大厅的房顶竖起来。又看到都柏林起义者占领了大都会酒店和帝国旅馆等建筑物、窗外和阳台栏杆上飘扬起共和国旗帜的那些照片时，感到喉咙在哽咽，凡是看到那些场面的人都有无限幸福之感。后来，她得知在起义前的几个星期里，志愿军战士们在准备土制炸弹、炸药包、手榴弹、长矛和刺刀的时候，女性助手、妇女同盟的成员也在忙着收集药物、绷带和消炎药并赶制那些三色旗帜，使之能于4月24日星期一早晨在都柏林市中心的各个房顶飘扬。普伦凯特一家位于金玛吉路上的寓所成了最忙碌的武器制造厂和起义地标。
“是的，是崇高的，”凯斯门特同意道，“我希望到时候我们是战死而不是服毒而死。这种亚马孙毒药可不好消化呢。”
罗杰和爱丽丝跟他争论说，象征物不应被看作人类非理性时代时的事物，相反，譬如一面旗帜就象征着这样一个团体：他们有着共同信仰和习惯、团结一致而又尊重那不仅不会破坏反而能加强共同特点的相互区别与个人分歧。他俩也承认，一看到爱尔兰共和国的旗帜就会激动万分。这句话引得赫伯特与萨莉塔大加嘲笑。
出发前，罗杰花了几个小时到措森去看望克罗蒂神父。他没有进入营地，而是托人把神父叫了出来。二人在树林里散步了很长时间，树林中的枞树和白桦树已经抽芽发绿。克罗蒂神父听了罗杰的私密话，变了脸色，但一次也没打断他。等罗杰讲完，神父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但仍然不发一言，就这样沉默了好久。
“我们每个人都有返祖现象，”赫伯特指着铜铸巫师说道，那巫师眯缝着眼，仿佛陶醉于专心致志地研究草药的梦境中，“需要证明物吗？我们敬重地崇拜的象征物就是：盾牌、旗帜、十字等。”
“认为起义注定会失败，是自杀行为，于是您要去爱尔兰。”神父说道，仿佛在用高声思索。
二人想起了几年前在巴黎同赫伯特·沃德关于什么是象征的一次争论。后者把他很满意的一件雕塑刚完成的铸件拿给他们看，是一位非洲巫师。确实是一件漂亮的作品，尽管很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但在这位巫师身上好像有什么秘密，表现得很神秘，脸上布满了刀口，手里拿着一把扫帚和一副骷髅，仿佛意识到自己拥有森林之神、溪水之神及猛兽之神所赋予的力量。部落中的男男女女盲目地相信这位巫师能把他们从诅咒、疾病和恐惧中解救出来，能让他们与来世沟通。
“我是去阻止他们的，神父。我要去同汤姆·克拉克、约瑟夫·普伦凯特、帕特里克·皮尔斯，去同所有的领导人谈谈。我要让他们明白，作无谓的牺牲是没道理的，不仅不能促成独立，反而会推迟独立。而且……”
“我和朋友们也有相似的想法，罗杰。朋友们羡慕你，羡慕你的旅行、你的冒险，羡慕你在那些地方的生活是那么多彩。有一次，我听叶芝说：‘罗杰是我认识的最具世界性的爱尔兰人、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我想我从来没跟你讲过吧？”
他感到自己在哽咽，便停了下来。
“那些茶会是难忘的，”罗杰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告诉你吧，现在我有时间进行思考了，好几天来我都是这样总结的：何时何地我才是幸福的？是每周的星期二在格罗夫纳路你家的茶会上，亲爱的爱丽丝。我从来没对你说过，但我知道，那些聚会是天恩在眷顾我；我兴奋，我幸福，我重新回到了生活里来。我经常想：‘真遗憾我没有深造过，没有上过大学。’听着你和朋友们的谈话，我觉得自己就像非洲和亚马孙的土著人，离文明那么遥远。”
“您怎么了，罗杰？我们是朋友，我会帮助您，您可以信任我。”
“我永远也不会皈依，别忘了，我的父亲曾是爱尔兰教会的牧师。”女历史学家说道，“你皈依天主教，我并不感到奇怪。我早就看出来那是早晚的事，还记得在我家茶会上我们跟你开的玩笑吗？”
“我有一种幻觉，怎么都无法从脑海里驱散，克罗蒂神父。那些理想主义者、爱国者不但自己将粉身碎骨，还将使家庭破裂、陷入贫困并遭到可怕的报复，而他们明明知道这样的结果。可是您知道我一直在想念谁吗？”
“实际上，我已经皈依，”罗杰答道，“但不是出于政治原因。”
他向神父讲了一件事：1910年，他到都柏林郊区拉什法恩汉的修道院里帕特里克·皮尔斯办的圣恩达双语学校去做讲座。讲完，他赠给学生们一件礼物，从亚马孙地区带回来的乌伊托托人的吹箭筒，作为最后一学年盖尔语作文比赛第一名的奖品。那几十个青年关于爱尔兰的想法和他们回忆起爱尔兰历史及其英雄、圣徒、文化时那战斗般的热爱，还有他们唱古老的凯尔特歌曲时那宗教般陶醉的样子，都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此外，还有那同火热的爱国热情一起笼罩在学校里的、深切的天主教精神：皮尔斯做到了使二者融合在一起并在年轻人身上体现出来。他和弟弟威利及妹妹玛格丽特，乃至圣恩达学校的老师，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总而言之，天主教信徒们的影响日益扩大，我们这些圣公会的民族主义者却像巴尔扎克小说《驴皮记》中描写的那样缩小了。你和我就差皈依天主教了，罗杰。”爱丽丝开玩笑道。
“这些青年会拿起他们还不会使用的步枪和手枪去送死，去当炮灰，克罗蒂神父。像他们那样成千上万的无辜者要去对付世界上最强大军队的大炮、机枪、军官和士兵却什么也得不到，这不是太可怕了吗？”
据爱丽丝说，变化最明显的是天主教，其领导层和大部分教士本来一直亲近约翰·雷蒙德及其爱尔兰议会党追随者的渐进式的和平理论，主张爱尔兰自治，远离新芬党、盖尔同盟、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和爱尔兰志愿军的激进分裂主张。但是，自从起义以来，天主教改变了。也许是在那战斗的一周，起义者所表现出的宗教行为影响了他们。曾去过街垒、成为起义焦点的建筑物等处的神职人员（其中包括奥斯丁修士）所说的话，斩钉截铁地证明：起义者们做弥撒、做忏悔、领圣餐；许多战士在开枪前还请神父为他们祈福；所有群体中的起义者都严格遵守领袖关于严禁饮酒的命令；在炮火平息的片刻，起义者都会跪下来，手执念珠，高声祈祷；被执行死刑的人，没有一个人面对行刑队时不曾要求得到神职人员的精神帮助，包括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无神论者的詹姆斯·康诺利。康诺利在战斗时中了枪，伤口流着血、坐在轮椅上被枪毙前还吻了凯勒梅堡监狱的教堂神父递给他的十字架。自五月以来，爱尔兰到处都在举行感恩祈祷，向在圣周中牺牲的烈士们表示敬意。在礼拜天的弥撒中，没有一位神父在布道时不要求其信徒为遭英军枪决、秘密埋掉的爱国者的灵魂进行祈祷。当局的军事首脑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曾向天主教高层人士提出正式抗议，但主教奥德夫耶尔未予理会，而是为神父们进行了辩解，说那位将军是“军事独裁者”，指责他枪决起义者并拒绝把尸首交还给死者家属是违背基督教教义的。军政府借口说军事法保障交还尸体这一条款已然失效，但秘密掩埋爱国者以避免让他们的坟墓成为共和国的朝圣地这一事实激发了包括曾对激进派缺乏好感的人士的愤慨。
“当然可怕，罗杰，”神父同意道，“但不一定什么也得不到。”
罗杰发现背对着他们的典狱长动了一下，好像要转过身来命令他们住口，但是这一次他没这样做。看样子爱丽丝现在很乐观，据她说，皮尔斯、普伦凯特并没有灰心丧气，因为在爱尔兰的大街上、教堂里、各种民间协会和工团里，自发的游行示威日益增多，对烈士、被枪毙者、被判无期徒刑者表示同情，对警察和英国士兵露出了敌意——路上的行人谩骂他们，侮辱他们，以致军政府下令警察和士兵巡逻时要结队而行，不执行任务时要穿便衣，因为人民的敌视会使得保安人员士气低落。
又是一阵沉默。接着，神父慢慢地、痛苦而激动地讲了起来：
“眼下，约翰·雷蒙德的拥护者的势力在爱尔兰日渐衰落，”女历史学家接着说道，“尽管我们以前是少数，但现在大多数爱尔兰人已经站在我们这一边了。你可能不相信，但我敢对你发誓，事情确实如此。枪杀、军事审判、流放对我们来说反倒变成了好事。”
“爱尔兰是一个深信基督教教义的国家，这您是知道的。也许正由于是被占领国家这一特殊情况，爱尔兰比其他国家更容易接受基督传递的信息；或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传教士和圣帕特里克这样极具说服力的使徒，所以对基督的信仰比其他地方要深切得多。我们信仰的首先是造福受苦受难者的宗教，是造福卑贱者、食不果腹者、被打败者的宗教，正是这一信仰使得我们面对压迫我们的势力时，国家没有四分五裂。殉道、牺牲、献身是我们这个宗教的中心思想，基督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他降世为人，受到最残酷的对待：背叛、刑罚、十字架上的死亡。难道他什么也没得到吗，罗杰？”
罗杰点头称是，尽管不完全明白女历史学家想说的是什么。
罗杰想起了皮尔斯，想起了普伦凯特，也想起了那些年轻人，他们确信为自由而斗争不仅是为了信仰，也是公民应尽的责任。
“说真的，我最近也在想这件事，在想我到底需要什么，罗杰。”爱丽丝抓住他的胳膊说道，“你的想法、你清醒的头脑帮助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有一件事，你知道吗？现在你还不知道。到时候，所有发生的事都会有好的结果，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
“我懂得您想说什么，克罗蒂神父，我明白皮尔斯、普伦凯特，包括汤姆·克拉克这样的人，虽然都是出了名的现实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但他们知道起义其实就是一场牺牲，他们确信牺牲会成为一个象征，用来动员爱尔兰人的一切力量。我了解他们的献身精神，但是他们有权把那些同他们有着不同经历且没有同样清醒头脑的人、那些并不知道去屠宰场只是为了当楷模的年轻人都卷进去吗？”
“是的，爱丽丝，太令人伤心也太让人激动。有时，我对他们干的事很恼火；但有时，我从心底里羡慕他们，无限地敬佩他们。”
“我跟您说过了，罗杰，我并不钦佩他们的所作所为。”克罗蒂神父低声说道，“殉道是基督徒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并不是他们寻求的目标。然而，历史不正是用这样的行为和牺牲使人类得以进步的吗？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担心的是您。您要是被捕了，就没机会再战斗了。您会被判以最高级别的叛国罪。”
罗杰叹了一口气，爱丽丝亲热地拍了拍他的胳膊：“现在谈论此事，太令人伤心也太让人激动了，不是吗，亲爱的？”
“我已经卷进去了，克罗蒂神父。我的责任就是一以贯之，走到底。我欠您的太多，真不知如何感谢您。我能请您为我祝福吗？”
在民族主义者之中是不是弥漫着灰心丧气的情绪？他们最好的干部都牺牲了，不是被枪杀就是入狱。重启独立运动需要时日。许多爱尔兰人跟他一样信任德国人，德国人却抛弃了他们，几年来为爱尔兰所作的努力与牺牲付之东流。而他，却在这里、在英国的监狱里，等待着从宽处理的申请可能被拒绝的结果。还真不如当时同那些诗人、音乐家一起执枪战斗在都柏林的街道上，那样死去还有其积极的意义，而不是阴错阳差地像个普通罪犯那样被绞死。他们的确是诗人、音乐家，所以选择起义行动中心时不是在军营，不是在都柏林城堡，也不是在象征殖民权力的岗楼，而是在民用建筑物——刚刚改建好的邮政局大楼里——比起打败英国兵，他们更希望争取到民心。在柏林进行争论时，约瑟夫·普伦凯特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渴望殉道的诗人和音乐家希望以起义行动来唤醒沉睡的民众，因为这些民众跟约翰·雷蒙德一样相信和平的道路，相信帝国发发善心就能让爱尔兰获得自由。那是天真还是有远见呢？
罗杰跪下来，克罗蒂神父为他祝福。二人拥抱了一下就分手了。
罗杰表示同感，朋友的话也可适用在他身上。一个人再慎重，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得再精明，生活也要比一切的估计复杂得多，使人不知所措，计划会被动荡而矛盾的局势取而代之。他本人不就是这种含混不定最生动的例子吗？审问他的两个人——雷金纳德·霍尔和巴兹尔·汤姆森——以为他从德国回来是为了领导起义，起义的领导人却知道他因未获德军的支持而反对起义，直到最后时刻还在向他隐瞒起义计划。事情竟是如此前后矛盾，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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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不分，亲爱的。”爱丽丝评论道，“即使在如此正义的事业中也是如此，一片灰暗，一塌糊涂。”
卡雷神父和麦克卡罗尔神父走进牢房的时候，罗杰已经收到了他所要求的纸、笔和墨水。他以坚定的笔法毫不犹豫地一口气写了两封短信，一封给姨妹格特鲁德，另一封给朋友们。两封信的内容差不多。在给格的信里，他充满感情地说他多么爱她，对她怀着美好的记忆。他说：“明天，圣斯蒂芬日，我将死去。这是我自找的。我希望上帝能原谅我的错误，接受我的请求。”在给朋友们的信里，他以同样悲剧般的嘲讽口吻写道：“我给诸位的祝词是弥撒里的一句话：‘让思想高尚起来吧。’我为夺去我生命的人，也为竭力拯救我的人，表示最良好的祝愿。他们现在都是我的兄弟。”
在都柏林的街道上，与起义者对抗的不光有抢劫者，还有在起义期间遭到武装起义者进攻而受伤或死亡的警察与士兵的母亲、妻子、姐妹和女儿，有时一群群为数众多的妇女因痛苦、绝望和愤怒而显得异常激动，更无所畏惧。在有的地方，这些妇女甚至扑向起义者的群体，朝战士们一面辱骂一面扔石子、吐唾沫，大骂战士们是杀人犯。对那些自认为拥有正义、善良和真理的人来说，这一切是很难自洽的。他们发现与之对抗的并不是帝国的走狗、占领军的士兵，而是那些卑微的爱尔兰人——苦难让他们看不清，并不把起义者看作祖国的解放者，而是杀害他们亲人的杀人者；而被杀者同他们一样，唯一的罪状就是卑微，是跟世上的穷人一样为了谋生而去当兵、当警察。
总是穿黑色衣服的刽子手约翰·埃利斯先生在助手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助手是一个自称罗伯特·巴克斯特的年轻人，显得既紧张又害怕。刽子手给罗杰量了身高、体重和脖子的尺寸，很自然地解释说是为了确定绞架的高度和绳子的结实程度。他一面用尺子量、在本子上记，一面跟他讲话，说除了刽子手这份职业，他还在罗奇代尔街为人理发，他的顾客总是试图探听他另一份工作的秘密，而他对凡是涉及这个话题的，一概守口如瓶。等刽子手走后，罗杰才感到愉快些。
尽管如此，在那一个星期的战斗里，都柏林的市民并不都是热情洋溢、团结一致、英勇奋斗的。那位嘉布遣会的修士就亲眼看见萨克维尔大街和市中心一些街道上的店铺和百货商店遭到流氓无赖和来自郊区的穷人的抢劫，这就使得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爱尔兰志愿军和人民军的领袖的处境相当尴尬——没预见到起义会派生出犯罪行为。在有的地方，起义者力图阻止旅馆被劫，甚至朝天放枪以驱散洗劫格雷沙姆旅馆的人群；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起义者放任不管，甚至以为那是在为那些卑贱饥民的利益而斗争，而且同他们混在一起，疯狂地与该市的豪华商店对抗，让抢劫者洗劫一空。
不久，一名看守给他送来经审查机关检查过的最后一批信件和电报，都是他不认识的人寄来的，有的祝他好运，有的骂他是叛徒。他几乎不愿拆阅，但是一封长长的电报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是橡胶商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从马瑙斯寄来的，信中的西班牙文连罗杰都能看出有大量的错误。阿拉纳要求罗杰“公正地为自己在普图马约的所作所为在人间法庭承认罪责，因为了解他的罪责的只有上天的法律”。他指责罗杰“伪造事实，对巴巴多斯人施加影响，让他们证明明知并不曾发生过的事情”，唯一的目的是“获得头衔和财富”。他最后这样写道：“我可以原谅您，但您必须讲公道。现在就彻底而诚实地宣布只有您才真正了解的事实真相。”罗杰想：“这封电文不是由他的律师代写，而是他自己写的。”
“没有官方数字，有些数字完全是想象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们都在战斗。英国军队很清楚，是他们逮捕了战斗的妇女，把她们拖进了里士满监狱和凯勒梅堡监狱，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甚至还要枪毙她们。这消息的来源很可靠，来自一位部长。内阁的顾虑不无道理：如果枪毙妇女，整个爱尔兰都会起来暴动，那样事情就可怕了。于是首相阿斯奎斯本人发电报给都柏林的军事首脑约翰·马克斯韦尔，口气坚决地命令他，一名妇女也不许枪毙。因此康斯坦斯·马基维奇保住了性命——军事法庭本来判她死罪，后来在政府的压力下改判无期徒刑。”
他感到平静了许多。几天、几个星期前因恐惧而突然导致的寒热、背冷，此时完全消失了。他确信自己能够像帕特里克·皮尔斯、汤姆·克拉克、约瑟夫·普伦凯特、詹姆斯·康诺利及所有在四月圣周为了爱尔兰的自由而在都柏林献身的勇士一样平静地走向死亡。他觉得自己摆脱了各种问题和苦恼，准备去和上帝一起安排事情了。
爱丽丝摇了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