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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那夜总会是香港人过来开的，混社会的人，肯定是为了赚钱，钱给到位了，才有人替自己卖命，而愿意给他卖命的兄弟，他都仗义大方。对面那家舞厅的老板，在香港就是他的死对头，到了广州也是仇人。他听说洪金良为维护夜总会的自尊而被砍了手指，便在大庭广众之下赏了这勇猛的小弟一万块钱。
八零初的一万块钱，那是多了不起的钱啊！
跟对了大哥有钱拿，这下可把底下的小弟激励得嗷嗷叫，恨不得今晚再来一□□剁手指，用两根手指换一万奖金。
可洪金良不是那种坏得彻底的人，他到广州只是想混口饭吃，从根子上来讲，他还是听着“从重！从快！”和“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这种严打口号成长的，骨子里对公安执法这件事有着天然的敬畏和恐惧，这夜总会又不是什么正经的夜总会，成日进出一些不清不楚的男男女女，加上灯红酒绿的装饰，其实公安每个月都要来抽查，他也害怕。
所以拿了老大的那一万块钱之后，洪金良散了两百百块请人喝酒吃饭，营造出一种自己有钱没地方花的气氛，大家都觉得他是冤大头，是草莽，是铁了心要跟这个开夜总会的老板干到底了，结果到了某一夜，他偷了一箱洋酒，人就消失在广州了，随着他不见的还有那九千多块钱。
一直到八四年底，这个夜总会被爆出涉毒，被广州公安端了，那个老板又坐小舢板逃回香港，再不敢来了，毒品克数过高，按着大陆的法律，直接就是枪毙，管你是哪里人，没有转圜的余地。
夜总会关闭后两年，洪金良又不知道从哪里回到了广州，这回他开了个回收公司废料的小作坊，还学会了基础的模具制造步骤，在海珠工业区附近弄了个小作坊，开始当他的小老板。
这人除了不吸毒，跟吃喝嫖赌都沾点边儿，颇有些五毒俱全的意思，在附近有不少酒肉朋友，跟拉哥似乎也挺熟的样子，不过个人的生活习性不影响他老实做生意。
说起来，洪金良的回收厂的确是干干净净的生意。
消失的那几年，洪金良估计是躲在一些较偏远的工厂里当工人了，学了些不上道的注塑技术，等他回到广州，便拖了两台二手的国产机床和火花机，开些技术不高的小模，招了几个孔武有力的小弟，用收回来的料渣，做些日常用的瓶瓶罐罐往外卖，质量都不怎么样，有时候一个塑料杯做成了，拿到手上满是渣渣，割手又不平整，不过这时候产品标准意识薄弱，只要是商品，价格少一些，几乎都能卖出去。
大概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没有人知道洪金良的过去，以为这金老板只是有些粗鲁的江湖气而已。
对葛宝生前来投靠，听着他那书生意气的规划，刚开始洪金良的态度相对模糊，甚至有些不耐烦，这葛宝生离开昌江精密，对他来说是一点用都没有了，耐着性子听他说话不过是生意人的本能而已。
直到葛宝生说自己可以提供技术支持，让洪金良谈单子、收料过来，他有办法让废渣料重新做出来的产品质量更好、精度更高，卖出去的价格就会更贵，那利润就能拉高。
洪金良心想，你这小子总算说到点我爱听的话上了。
葛宝生要求，在他参与的订单中，拿五成的利润，若是洪金良自己拉回来的订单，他都不沾。
洪金良用还剩下三个手指的左手抽着烟，三角眼眯起来，脸上还带着渗人的笑：“葛经理，只要有订单，只要能赚钱，后头分钱的事情，都好说。”
就这样事情定下来，葛宝生和洪金良二人签了个简单的协议。
不过，葛宝生看过洪金良的机器后，大为不满，要求要更新机器，洪金良本就是做小生意的，又不是什么专业人士，哪儿有钱换新机器，就是二手的他都不肯换，便一直推搪着，要不就让葛宝生自己想办法。
葛宝生就想着自己去买个进口的二手机器，哪怕是破败一些的也不要紧，增加一点自己在这种合作中的话语权，可这种大型的机床，就算是二手的，也得上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