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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曼是葛宝生的配偶，交了两百块钱，把结婚证和居住证拿出来给管理人员看，证明这人不是三无人员，也不是流浪人员，那管理员收了钱，核对姓名，让她们等着，进去喊人了。
葛宝生跟几十个被同抓进来的人，蹲在一间不到五十平米的房间里，别说躺着，有个位置坐着就不错了，昨晚打电话给洪金良之后，他还想着再打个电话给其他朋友，但被后面的人用狠劲儿催着，只把话筒递出去，在收容所过了一夜。
第二天他又要求打电话到珠贝村租房楼下的小卖部，但江曼和郑婆婆一早出门，没接到他的来电，呼江曼的BB机也是久无复电。
收容所有自己的管理流程，哪能容收押人员一直不停地打电话，于是葛宝生又被送回那个潮湿发霉、人挤人的房间里，不过管理员也说，如果有他的回电，会叫他出来听。
毕竟抓人不是目的，城市人员管理才是。
能到收容所的，总是因为各种因由进来的，幸运的话能找到熟人亲戚把自己赎出去，实在找不到人，就只能是被押送到韶关等劳改场所，进行为期一到三个月的强制劳动改造，改造好之后，领取改造费，送回老家，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那个年代珠三角的治安不太好，各省市人流乱窜的也多，身份证和介绍信全都可以假冒，犯罪层出不穷，有不少都是干一票就跑的亡命徒，在一些交通交汇点和警力不足的地方，盗人钱财，杀人性命。
城市治安管理只能采取高压手段，甚至“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没有正规证件的，通通押回来。
从改革开放之后，有十几年的时间，广州和深圳都是严厉管控外来人口的城市，要求外来人口要办理暂住证，如果是刚从火车或汽车上下来的人，凭借着手上当天的车票，治安队查了，一般不会为难，只会提醒他落定后一定要及时办暂住证。
葛宝生这回其实是到东莞长安见一个欠了他款的客户，就五千块货款，欠了整整一年，怎么催都催不动，葛宝生不得不跑过来要债，那客户看他一直到傍晚还在厂里不肯走，就给他付了三千块。这钱是客户现取的，趁着银行还没下班，在门口给他结了一大半的数，说好还有两千，再宽限几个月。
怎么说也算是拿到钱了，葛宝生只能把这笔钱装在自己随身背着的包里，他打了个摩的去汽车站，准备回广州，刚进汽车站，迎头就看到东莞开往深圳的车，这地方跟深圳离得本来也不远，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不知想到了什么，鬼使神差的，他又买了张票往深圳跑，反正手上有钱，准备看一眼特区长什么样，住一晚就回广州。
车子在深莞交界的站点停稳，刚好是晚饭时间，司机下车放水，葛宝生就跟着大家探出头去买吃的，或许就是在那个地方不小心露了富，终点站是深圳宝安，到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小站台上只有一盏微朦的大路灯，他还没瞧清楚四周长什么样，立即就被飞车党抢了包！
葛宝生踏下车，准备找地方上厕所，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已经被人扯得跌倒在地上，不过是三秒钟的时间，挂在他肩上的包就被抢走了，没有挂牌的摩托车飞驰而去，只留下两个猖狂的背影，四周站着几个跟他一样刚下车的乘客，也呆住了，竟没一人去扶他。
过了会儿，躺在地上的葛宝生才意识到自己被抢了，立即站起来，顿足恨声：“我的包！我的证件还在里面！把证件还给我！”
可谁能听到他的呼喊？老天爷反正是没听到。
就是跟他一同下车的人，见状立马就捂紧自己的包，生怕自己也被抢了，赶紧四下散了，免得那贼人又跑回来。
葛宝生下车的地方不是什么热闹之地，又是夜里，旁边的店都关门了，他想找个地方打电话都找不到，只能往远处一栋挂着“宾馆住宿”的楼走去，葛宝生被掼得跌在地上时，手心擦伤了还在流血，一路上，他把那两个飞车贼的祖宗十八代都咒骂了一通，心疼自己好不容易催回来的货款，又心疼自己的证件，好在他裤兜里还有七十多块，不管怎么样，把今晚先过了再说。
就在他跟宾馆的前台老板磨着没有证件要一间房的时候，治安队的人来抽查宾馆住客的证件了，葛宝生就差了这么点运气，他从东莞过来的车票也在包里，当即就被当做无证人员抓上了车，不过一个晚上的时间，还没看到特区是圆是扁，又被运到了东莞樟木头。
“我真的是包被抢了！我有证件的！”葛宝生被扭送的时候，不停地转头解释。
押着他的两个管理人员嗤笑：“这种理由，我们一天至少听十次。有亲朋就叫人过来作证明，交钱带你走，没有就老实待着，反正少不了你一口饭吃，到时候还能把你送回老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