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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秘书：“你是四处新来的，姓张是吗？”
我想他必是叫我，就走过去问他什么事。我们之间就有了以下这段对话：
我：“我姓章，文章的章。”
“四处那个新来的，过来一下！”
路：“你刚才在干什么？”
使我倍感难堪的还有我对外交规矩的不熟悉。我搞不懂这电报怎么分了那么多类别：绝密，机密……什么级别的人能看什么密级都有严格规定，而我当然是最低一档，只能看我主管国家的普通电报，千万不可拿错了别人主管的或别的密级的夹子。邵先生关照我，每天早晨在司办公室看完电报要记住哪些是要办的事。在我所能看的密档中，一般都是些两国交往中的琐碎小事。记得我开始工作后不久，一天早晨我带了一个小笔记本去看电报。当时中、巴关系很好，要办的事也较多，我因为很多事不熟悉，担心自己记不住，所以想做一点摘记带回处里办。当时的司办是间大房间，进门靠窗是两位秘书，靠门是两张大桌子拼在一起，放着各处的收报夹，全司干部除了正、副司长都来此看电报。每个人都自觉地拿自己主管的那个夹子。我刚提笔做摘记，就听到窗口那位姓路的司办秘书叫道：
我：“看我主管的电报。”
我初入外交部的沮丧还不仅如此。离开了我熟悉的校园生活，我觉得外交部这个官衙门人情淡薄，对一个新来的人他们似乎没有多少热情。我很不适应那种八时上班、五时下班，各扫自家门前雪的人际关系，也不习惯严格的上、下级区分。我总是怀念我的校园生活，在那里我们生活得自在、随意，也充满了人情。我们都有自己的好友，兴趣相投，谈人生，谈文学，海阔天空，系里的领导也都像亲近的朋友。我们都住在学校宿舍，闲暇时，三五成群，骑上自行车直奔香山。为了追求年轻时代的新奇刺激，有时候我们不买门票，在周围老乡的指点下，从一个偏僻的山坡爬到很高处，钻进一段公园围墙倒塌的缺口，那里已近“鬼见愁”，再千辛万苦地踏着少有人到的小路下山到香山前门，并为这冒险欣喜万分，一路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骑车回学校。如今，一天八小时我被锁定在这张办公桌前剪报、贴报、抄电报，我实在是烦透了，我在寻找机会重返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