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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上海一片欢腾。我记得从楼上窗口看狂热的人们往载满撤退的日本兵的军用卡车里扔西瓜皮。对于我们家来说，抗战胜利带来了父亲归来的希望和喜悦。
每当与朋友们谈起自己与父母的种种亲情和情感的交汇，我都有种说不出的惆怅。由于我们民族的特殊历史和父亲为理想的求索走的特殊道路，从童年到少年，他在我的心灵中都不过是一个朦胧的印象。直到他已年过六旬，我也已经从小学升入初中，他才走入我的生活。那是由于他在我刚刚学步时就只身离开上海辗转去了大后方重庆。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父亲离开北平迁居上海。但翌年3月，南京的“维新”伪政权又宣告成立。父亲的一位老友梁鸿志沦为汉奸。梁极力劝诱父亲加入汪伪政府，父亲严词拒绝。此后，日伪当局对父亲进行威胁，父亲遂秘密从上海出走，避难香港。随着太平洋战局的进一步发展，他不得不于1939年2月由香港赴重庆，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回到上海。父亲离家一去八年。在这抗战八年中，我一直同母亲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上海。在我模糊的童年记忆中似乎有几次，母亲紧张而神秘地同来我家的客人低声交谈。来人告诉她父亲的近况。如果我在屋里，母亲总要关照我出去不要乱说。记得1943年临近春节时，家里又来了这样一位神秘客。他走后，母亲很兴奋，马上带我去霞飞路（现淮海中路）买衣料做了一件白底彩花织锦缎的旗袍。做好后又让我穿上这新衣带我去照相馆照了各种姿势的照片。直到这时，母亲才偷偷告诉我这照片是父亲托人到家里来要的。来人很快要回重庆。母亲说父亲带来口信要我好好读书，因此她要我照相时手里一定要拿本书。我至今还保存有其中的一张。那是父亲抗战胜利后又带回上海的。照片上的我看上去实在呆得可笑。我一身锦缎大花棉袍与我当时十岁左右的年龄极不相称。头上还顶了一个同一料子扎的傻气十足的大蝴蝶结，手里却捧着一本不知什么内容的翻开的书，而眼睛却又望着镜头。这大概是母亲与摄影师共同导演的作品。照片背后写着：“父亲大人：女含之叩上民国三十二年。”这虽是一件小事，我却一直记得很清楚。那时我童年的心灵是多么希望像其他孩子一样，家里有个“爸爸”，所以，当母亲带我去照相并告诉我是父亲要的时候，我是十分兴奋的，因为从中体会到也有个父亲在关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