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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的基辛格访问果然导致了后来的政治局“批周”会议。外交部姬、乔、黄、仲以及我和罗旭被毛主席点名列席。王、唐是这次会议的毛主席联络员，一切“指示”由她们传达。关于这次会议的是是非非多有评论，近年来也有一些不完全属实的叙述。作为当时参加会议者之一，我自然明白会议的全过程。但是我宁愿把这段历史留给局外人去分析研究，让后人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这次会议不仅仅暴露了“四人帮”对周恩来的积怨，也揭示了形形色色人们的灵魂。事实是，大多数人都按“联络员”的传达说过批判周恩来的话。也许客观地说，这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求生存的必需。
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我所在的亚洲司上呈了一份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布托要求访华的报告。布托是中国的老朋友，虽然他当时是在野党，但外交部认为应同意他访问。周总理也同意。孰料，到了毛主席那里，他不同意，批示说：丢掉叶海亚，招来小政客，就是丢掉西瓜，捡了芝麻。这又成了一件周总理检讨的事件。此后，周总理作检讨，外交部作检讨，有人传达说毛主席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要掺沙子，换班子。”一时人心惶惶。毛主席又批评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事态发展得如此严重是大多数人始料未及的。那时，冠华是做了撤职下台准备的。但是，这场骤然而来的狂风巨浪到了夏末，却悄然地逐渐淡化了。外交部表面上似乎恢复了平静，虽然这风浪的阴影在人们心中，尤其是部领导们的心中并未抹去。这年秋天，我随代表团再度去联合国开会。我们已经没有了前两届的平静心情，总担心这突然而起又无声消逝的风暴是隐藏在天际，不知何时又会卷土重来。对于政治的变幻莫测，我和乔冠华都一片茫然。这年的10月，基辛格又要如期访华。我在纽约对冠华说，我担心基辛格访华又会惹出什么祸来。那年联大正逢上中东战争，安理会又在紧张开会。我劝冠华不如避开风口浪尖，给周总理写个报告，就说安理会辩论激烈，离不开，就不回国参加基辛格的接待了。冠华犹豫不决，但最后也同意了。不过周总理很快回电，严厉批评冠华怎么分不清主次，命他必须如期回国参加中美会谈。
这场批判促使了周总理癌症的急剧发展。他最终住院手术了。在一连串“批周”、“批林批孔”运动之后，外交部已失去了昔日的稳定，处于人人自危的心态下，党组也变成了唯“联络员”之命是从，不能做出任何独立决定的软弱班子。后来，邓小平同志的接任短暂地找回了一段平衡，可惜小平同志也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毛主席通过“联络员”传达指示的党内不正常状况。而且一年半之后，“批邓”运动又最终把外交部拖进四分五裂的深渊。这一段最后的悲剧不堪回首。外交部“得天独厚”，是“联络员”最早传达“批邓”的单位。1975年11月，全国尚未行动时，外交部党组已开始“批右”，矛头直指乔冠华、黄镇、何英等人。冠华当时已是部长，他的“罪名”最重，指责他不执行毛主席“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政策，对美、对日右倾，是1973年周总理右倾错误的复辟；黄镇被指在驻外使领馆刮右倾翻案风，反对老、中、青三结合，而何英则是在子女问题上翻“文化大革命”之案。一时间老干部岌岌可危。我们家成了老同志“秘密集会”的地点，商量对策。最后，由冠华和我上书毛主席，反映外交部情况，要求毛主席约束他的“联络员”。我们曾经得到印象，毛主席对外交部的状况不知情，因而很生气，他在12月会见美国总统福特后亲自对我们及“联络员”说：“老干部还是有点用的，我就是最老的。你们要手下留情。”部内老同志深受鼓舞，但同时我们也不解为何情况并无好转。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全党担心张春桥会接任总理。当中央宣布由华国锋任代总理时，我仍记得冠华与黄镇参加宣布任命会一起回到我们家时兴奋不已，一定要我拿酒来祝贺。当时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接下来的事情，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我只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悄悄布开，冠华和我一步步落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2月份已是平民的尼克松二度访华，江青突然异常积极，不断把冠华、我、礼宾司长朱传贤及黄镇大使叫到她的10号楼作各种吩咐，陪同看戏，送花送菜。在这期间，江青说毛主席那边告诉她，外交部在老干部和“联络员”之间有矛盾，以后要她过问。后来，毛主席的秘书也在电话中对我说以后外交部的情况由江青转送毛主席，这是主席的意见，秘书不再接受我们的材料。部分老干部在我们家商议，都感到无可奈何，只能如此。就是这短短的3月至5月间江青的过问成了乔冠华和我最终的悲剧。没有人出来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人出来承认这都是很多老同志商量过的决定，也没有人出来说当时乔冠华的孤注一掷保全了外交部的老干部在“批邓”运动中未受冲击，更没有人指出从6月份开始，江青转而大肆指责乔冠华，并扬言要撤他的职。那时候毛主席还在世。我们默默地承受着种种的屈辱和不公。冠华终于垮了！他先是心肌梗塞，接着患肺癌！
我在外交部的轻松日子其实只是短短的一年多。到了1973年春天，我就意识到一场政治灾难就要来临。前一年的秋天，我正在联合国开会，被紧急召回接待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匆匆回到国内才听说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不和，他要撤换翻译，所以召我回来后备顶替。这时，我就听到了一些对周总理的非议，我很怕被卷到一场上层的风波中去。7月1日，我父亲在香港逝世。7月4日，我还在香港时，毛主席召集了王洪文、张春桥等五人谈话，并说要他们都学点外文，“免得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后来的正式文件中“乔老爷、姬老爷”被改为“老爷们”，但矛头所指十分明显。我和冠华那时尚未结婚，但这种险恶的政治形势反而加强了我必须与他在一起，共渡险关的决心。
也许有一件事也是乔冠华必须被清除的因素。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告诉我说会见前，华国锋要他在人大会堂等候。当时，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说话已很不清楚，有时需要写下来。在此之前，这种情况已存在一些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人就捡那些条子收藏。我曾对冠华说，哪天，我也拿几张，留作纪念。当时，冠华说：“你千万不要去拿这些条子。这些条子都没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后，有人断章取义利用某张条子，而它恰恰在你手里，你如何是好？”这天，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华总理收起来了。”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叫我去办了。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传达毛主席会见外宾谈话及其他指示。深夜，冠华回到家时对我说，“有件事很奇怪，华总理下午明明给我看三张条子，到了政治局会上，他只让大家传阅了两张。那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拿出来。”我随口说：“你不是说过这类没有上下文的条子日后很容易作任何解释吗？”冠华说国锋同志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于谦虚，不拿出来。此事我们也就淡忘了。
而那梦只是短短的五年。我自信如果不是那残酷的我们无法应付的党内斗争，以我的能力、才干，我完全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无奈，我生不逢时，那环境是容不下我生存的。
五个月后的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时，冠华正参加完联大会议后顺访意、法两国。在巴黎时听到消息，他与曾涛大使举杯畅饮，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同时，他把那三张条子发到全国，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敏感的西方记者嗅到了一点气氛，在巴黎问冠华“听说你回国后有麻烦”。冠华仰天大笑，说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舒畅，这是无稽之谈。他又哪里知道，此时华国锋已向外交部党组说“乔冠华是最先看到‘你办事，我放心’这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于是，在冠华踏上他深情钟爱的祖国土地准备与全国人民分享胜利的欢乐时，一张天罗地网已经摆开，一项“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已在等待着他。冠华一介书生，还认为这些都是误会，他说只要向华国锋等人解释清楚就可以了。谁知，一个外交部长、中央委员此时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任何人都不接他电话，直到最后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都没有一个中央的领导找他谈过一次话！
冠华如果善始善终，在他事业的光辉中告别人世，我会安心得多。但是，他受的冤屈实在太多、太多了。在他身后，除了我，又能指望谁来为他说话呢？我为自己背上这沉重的十字架，二十年来难以卸脱。
往事不堪回首！三十一年前当我踏进外交部的大门时，我是个对政治斗争一无所知，对名、利也无所企求的象牙塔中人。70年代激动人心的外交以及我与冠华的倾心相恋给了我一个金色的梦。但是残酷的现实使这个梦只存在了一瞬间，它很快变得支离破碎。当1983年的9月冠华最终离我而去时，这个梦也就被撕扯得无影无踪了。但是我却始终游离于残梦与现实之间，难以摆脱。
我泪流满面。为什么一个新朋友一下子就看到了我心的深处？可惜一切都太迟了，我在这残梦中已徘徊了二十年，生命留给我的选择余地已经太少太少了！我知道我其实十分脆弱，不禁一击。我何尝不曾试图挣脱那个三十年前的梦，重新开始？但是，茫茫人海，我又到何处去寻找我的归宿？
冬去春来，当我写下这最后几行字时，我望见窗外院中春意盎然的老梨树。二十年来，它们忠实地与我一起走过那无数孤寂的夜晚；它们的枝枝叶叶记载着我那旧事残梦。这大概也是我对这四合院难以离舍的原因吧！梦虽残，但它毕竟曾经是梦。割断了，也许我能解脱，也许我会更加失落。我真的不知道……
文章从冬日写到春至。眼前的庭院又是一片葱绿，可是文章却仍未收尾。不完全是忙，也不是懒，而是我真的不愿面对那个残梦！前些日子，一个结识不久、却谈起来很投机、性格上很独特的朋友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活得太累，太不值得！你不为自己活着，你永远生活在乔冠华的影子里！”她竭力劝我离开北京，离开这四合院，抛掉那个冷酷的梦，移居到我的故里上海，结识新的朋友，开始新的生活。她说这样，你会快活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