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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我们北京来的陪同人员开会至深夜,会上争论十分激烈。很多同志认为上海方面的行为已严重干扰了毛主席、中央的对美工作方针。第二天中午黑格一行就要经上海机场转乘美方专机回美,如果不设法挽回上海造成的负面影响,必将不利于我们对尼克松访问的既定方针。北京来的领导开始时有些顾虑,但最后,同意打电话回外交部报告这两天的情况。
我实在忍耐不住,就跑到船舱口问一位杭州接待处的处长,为什么对客人这样不客气、这样冷淡。他们明知我们还没有吃午餐,为什么船内连一点水果、点心都不备。那个处长叹了口气,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原来的安排绝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船里准备了非常丰盛的食品。但昨天晚上接到上海方面的电话,说黑格一行对中国极不友好,要求我们对他们的接待‘降温’。我们不得不连夜撤走船上的东西。”
打完电话,会议还在继续,凌晨两点多,周恩来总理亲自来电话,他向带队领导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大意是上海领导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在黑格离华前挽回不良影响。毛主席已亲自指示当时在北京的上海主要领导王洪文连夜飞到上海,在虹桥机场黑格转机时欢送黑格。毛主席并指示,听说美国人很喜欢中国糖果,已指示上海方面连夜赶制礼品盒,所有美方代表团成员每人送十斤糖果以示友好。
虽然我们一路劳顿,尚未用午餐,但为了尊重当地领导的决定,还是放下行装就上了船。1月上旬的西湖上寒风彻骨,船舱内没有暖气装置,所有人都紧裹大衣。杭州的陪同领导一个个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偶尔说一下西湖景点。船舱内的桌子上只有每人清茶一杯,常见的中国人好客表现的糖果、点心、水果毫无踪影。不用说黑格和美方人员,就是我们中方陪同也搞不懂这是为什么。我们在“饥寒交迫”中游湖,那西子湖此时此刻一点不显得妩媚动人,唯一的感觉是冷。
我们大家欣喜万分,两天来的沉重心情此时总算松弛下来。早餐时,杭州方面的领导突然全部来到宾馆,一改昨日的严肃,竟是一片阳光灿烂,欢声笑语。而我看到黑格却是一头雾水,弄不明白这政治气候的“阴转晴”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按计划,黑格参观上海工业展览。我在陪同黑格参观时就感到上海外事的陪同态度冷淡,且交头接耳、心不在焉,似乎在酝酿着什么事情。果然,参观到一半时,上海外办的一位领导找我到一边说“参考资料”登载美国发表声明将卖给台湾武器,他们要向美方表示抗议。我说这似乎欠妥,黑格是来准备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这是中央的大局,不可因一些具体细节影响大局。中央没有指示,上海方面最好不要采取行动。但是,当时的上海市领导十分狂妄,根本听不进去。他们随即将黑格叫出展厅,向他表示严正抗议。黑格似乎并不明白华盛顿究竟发表了一个什么样的声明,显得有些茫然。他表示将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后一半的参观气氛自然更为冷淡,只能草草结束。我们北京陪同人员中的年轻人对上海领导的擅自行为很气愤,要求带队的领导向中央反映。但是当时上海的权力为威震四方的一些造反派掌握,他们中的主要人物张春桥、姚文元已调到北京任要职,带队的部长级领导与我们这些普通年轻干部不同,他们顾虑对自己政治地位的影响,不敢轻易得罪这些造反派。我们与黑格一行就这样在当天中午带着阴沉的心情离开上海赴杭州。到达杭州时我记得已近下午二时。1月份的杭州气候阴冷、潮湿。飞机降落后,打开机舱门,我陪黑格首先下飞机。杭州方面来了一些领导,在飞机前站成一排。但他们每个人都表情极为严肃,毫无笑容。他们不像是在欢迎客人,倒像是在参加葬礼。在所有人下机后,杭州方面说要立即去西湖乘船。黑格的任务是提前走一遍2月底尼克松总统可能要走的路线,并作出最后的选择,其中就有乘船游览西湖。
最为戏剧性的是在上海虹桥机场。当我们走进专用候机厅时,见到里面一片节日气氛,灯火通明,天花板上挂满彩带。本来只是准备稍事休息,用一点简单午餐就转飞机的,而此时厅内已摆满了筵席,准备了一顿极为丰盛的酒宴为黑格送行。王洪文等人频频举杯与黑格干杯,祝他完成任务,一路顺风。我想黑格此时实在对中国人的这种变幻莫测无法理解,十分困惑。他终于忍不住问我这个一直陪同他的主要翻译能不能告诉他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犹豫了一刻,但还是决定告诉他。我说,“其实是一桩小事情。你在上海的欢迎宴会上没有回敬祝酒,上海的领导认为你傲慢,对他们不礼貌。他们也告诉了杭州方面。后来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他们,叫他们的主要领导从北京赶来欢送你,希望你忘记前两天的不愉快。我们还是要一起把尼克松总统来访的准备工作做好。”黑格恍然大悟,虽然我想他并不理解,但他对我说,这一次一定不会忘记祝酒。他说欢迎宴会时,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要祝酒。后来,他数次问我何时回敬祝酒最适宜。这顿午宴在欢快热烈的气氛中结束。在美方登机之前,上海方面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他们每个人赠礼。连夜赶制的糖果盒是一个用粉红色的锦缎裱糊在硬纸上的八角形礼盒。盒中分为八格,中间再有一圆格,共放九种不同糖果。当时的工艺很简单,均是工人人工制作,因为是连夜赶制的,所以送给美方时,糨糊未干,每个盒子摸上去都是潮潮的。黑格一行表示十分感谢,但因为他们的行李已全部送上飞机,而且这个装十斤糖果的土制锦盒硕大无比,当时又没有现在那些精致的包装可以携带,所以他们只能用双手捧着这些大盒子上飞机。我站在巨大的玻璃隔墙后望着这一长队的美国人手捧毛泽东主席亲自关照赠送的粉红色大糖果盒登上他们的空军专机,当时十分感慨。一个伟人可以扭转乾坤,而一些蠢人又可以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使历史倒退!
1972年时的上海是一群具有极“左”思潮的造反派掌握领导权。主持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当时不在上海,我们到上海时,接待黑格的是上海市委的徐景贤。这个人本是个写文章的文化人,但当时已是上海的主要领导。当天晚上,他举行欢迎宴会,宴会的气氛很低调,显出与北京对尼克松访华在态度上的细微不同。宴会一开始徐景贤就讲了一个很短的祝酒词,我当时是黑格的翻译,我以为黑格会在宴会的中间或后面祝酒。但他似乎没有意思要回答,我也不好提醒他,但看得出来,主人越来越不高兴。这顿饭吃得很压抑。回到锦江饭店不久,上海市外办的负责人就找了北京带队的于桑、韩叙,说黑格不回敬徐景贤的祝酒是对中国极不友好的举动,应当向他抗议。北京来的领导劝他们冷静,不要轻易行动。双方意见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