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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后，中方代表团的同志连续苦干了十多天，都已精疲力竭，除了礼宾司的人马还有次日的繁重送行安排，其他人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但是，我却为那套周总理许诺的《柳文指要》犯愁。尼克松一行第二天上午即启程回美，宴会散时已是晚上十点，我到哪里去找这套书？我请当时的上海外办主任替我去找。他答应尽量找到。但当时《柳文》是在毛主席特许下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印数极少，大概只有五百套，只供内部参考，没有公开发行，所以他也表示为难。但这是周总理的许诺，而且弗里曼在宴会后告别时很认真地对我说他期待明天登机前拿到我父亲的著作。我看来是必须找到《柳文》才能交代。但上海外办那边迟迟没有消息，我又无能为力，一个晚上没有睡好。清晨六时，外办主任急匆匆跑来对我说：“找到了，找到了！”我接过他手中的《柳文》，看得出那是一套用过的书，就问他怎么有些旧。他说实在找不到，最后是上海市委写作组里有一套，就拿来了。我听说是市委写作组用的就多了些小心。于是他走后，我把上下两卷共十四本的线装版书籍逐页检查有无眉批、夹条。果然在书中找出了几张条子，都是批驳《柳文》的，有一张条子还写着当年被鲁迅痛斥的落水狗又在搞封建主义复辟等等。我庆幸自己比较小心，没有让这些字条随书带回美国白宫。
我的“假如”之一是就算我到了外交部，假如我一直平平凡凡，不为人注意地待在亚洲司，从冷板凳科员按惯例慢慢地升到副处长、处长，再出国当几任一秘、参赞，表现好还可当一任大使，然后回国退休养老，这虽然是个最糟糕的“假如”，但至少我能一生平安！这个“假如”当然也是最不现实的，因为我在亚洲司默无声息地只待了半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年10月初，我接到通知借调到基辛格接待组任翻译。
对于尼克松的接待工作应当说是十分周到和成功的。然而，由于我们那时缺少经验，因此有些事被美国的媒体看出其刻意的安排。当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对我说他在高处窗户观察锦江前面的茂名路上的行人，结果发现同一些人，或看似情人或逛街者都是来回走这段并不长的路，两小时后换成另一批人。我们猜那是上海当地的安全措施。还有件事使我们觉得有些尴尬但也很好笑。上海市区住房很紧，无晾晒衣服的地方。2月份又是阴冷季节，凡出太阳之日，老百姓纷纷晾衣晒被，有晾在家门口马路上的，也有从楼上窗口伸出一根根竹竿的。这是过去上海比比皆是的街景。在尼克松访问的那两天，上海市政府下令一律不准晾晒衣被，因此上海街道里显得出奇地整洁。28日上午是个难得的冬日大晴天，阳光灿烂。不准晒衣的禁令的有效期是到尼克松离开上海。于是，在“76精神号”起飞之后，当我们驱车回宾馆时，上海的街道上一改前一日空空荡荡的冷清，变得热闹非凡。五颜六色的衣服和棉被挂满了家家户户的门前窗外。当时美国四百多人的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在送走尼克松之后又回到市内，他们获准多停留一日，补一些采访和摄影。美国的这些记者们见到这种景象兴奋不已。其实我看他们后来的报道倒也并无恶意，只是我们往往要掩盖一些真实的现象，企图给别人一种毫无瑕疵的感觉，而这是非常不现实的。真实其实是最美的，虚假总不会长久。
前几年，我的“假如”是很多的：假如父亲当年没有把我带去见毛泽东，或者毛泽东即使见了我也没有叫我去帮他学英文；假如1970年毛泽东没有调我去外交部；甚至“假如我与乔冠华没有相恋”……任何一个“假如”都会给我带来截然不同的人生，但可惜我命运多舛，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注定历经磨难！
尼克松访华期间，当时任美大司司长的章文晋曾对我说要我离开亚洲司，调去美大司，因为今后美国的事务会很多，他急需充实业务干部。我自然很愿意继续做中美关系方面的工作。章文晋的家庭与我的家庭应属世交。他的外祖父朱启钤（朱桂莘）曾任袁世凯时代内务大臣，在京城是名门望族。朱家的几位小姐都赫赫有名，其中六小姐的丈夫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卿。章文晋的母亲是朱家的大小姐。我父亲与朱桂老是好友，他曾做过朱桂老长子的老师。父亲1949年从香港回到北京后，应朱桂老邀请暂住他在东四八条54号家的后院。没有想到一住就是十年，直到1960年周总理来看父亲才发现我们一家一直住在朋友家中，立即下令为父亲寻找单独住所，这样我们才搬进了史家胡同24号。我们在东四八条居住时，与朱家关系很好，来往很密。章文晋那时去探望外公，见到我时，随辈分曾叫我“小姑姑”。我到了外交部当然他就不再这样称呼我了，但是由于我们两人都姓“章”，又听说我们早已认识，因此部里不少人误以为我们真是有亲戚关系。
我想大凡走过坎坷人生的人，在回首往事时总难免会产生许多不切实际的“假如”。有时与当年外语学院的同窗好友、同事相聚，他们都已是教授，其中不乏博士生导师。于是我常常会感叹：“我如果不离开外院，大概也可以是‘博导’了吧！那该多清高，多潇洒啊！”他们的回答往往是：“你当然会是‘博导’，不过就成不了名人了！教书匠嘛，一生平平淡淡。”我想虽然我们是终生好友，但他们大概视我早已是名利场中人，耐不住寂寞，我只能报之一笑。
我以为司长点了名要人，我又已经参加了中美关系的工作，调去美大司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尼克松离华后，章文晋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没有办法调我，有人不同意。美大司的事他也做不了主。此事就作罢了，我又回到亚洲司四处。有一段时间，生活几乎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整天处理一些琐事，下班回家看书。从我调去美大司受阻一事，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权，尤其是涉及中美关系这样的部门，越来越由部内毛主席身边的两位人物掌握。对于我，她们也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隐约地感到外交部由于有这样的特殊人物，情况比较复杂，恐怕不是久留之地。我又一次想回到外语学院去，我找了曾在外语学院共事过的浦寿昌同志诉说我想回学校。可惜当时，我已身不由己，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