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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说：“是的，在亚洲司。”
以后在我们出席联大会议期间，我和冠华之间又发生了几次冲撞。当我们代表团抵达纽约后不久，爆发了在当时的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的印巴战争。我当时虽然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但远不能理解压在冠华身上的重担。尽管东、西巴基斯坦这种人为的国家状况长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是在我们出发之前，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严重的导致一个国家分裂的地区性战争。年轻的中国代表团进入了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拥有着否决权，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乔冠华团长的表态。那时我们仓促来到纽约，住在罗斯福旅馆的十四层，没有自己的机要通讯条件，向国内请示只能发明码电报，打普通长途电话。同时，中美关系刚刚开始解冻，在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美国持反对态度，当时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后来的总统乔治·布什曾竭力阻拦决议的通过。由于这些原因，中国代表团与美国政府的磋商经常不是在两个代表团之间而是在中国代表团领导和基辛格之间，因为自1971年夏天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始，他已成为尼克松政府负责与中国进行最敏感问题谈判的使者。在这场印巴战争中，中美双方的立场是极相近的，双方都竭力想促成停火以免东巴分裂出去后导致苏联势力称霸南亚次大陆。
“行老有个女儿在部里？”
就在这紧急关口，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决定重新起用资深的政治家布托，任命他为副总理兼外长，并立即赶赴纽约促使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布托是中国的老朋友，当时又为了同一目的来联合国活动。他到达纽约后，刚刚住进彼埃尔饭店就要求会见冠华。本来，我并不担任冠华的翻译，但由于他的翻译另有重要任务，临时把我叫去翻译。冠华赶到饭店与布托会晤，并向他通报当天上午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会谈的情况。由于上午不是我去翻译，谈话又涉及许多军事进展和地名，我在好几个地方都没有翻清楚。冠华当时很急躁，对着我不耐烦地批评说：“你怎么这样搞不清！算了，你不要翻了，老熊（熊向辉同志，中国代表团代表）你来帮个忙。”我当时辩解说：“我是临时通知来的，今天早上你和吴丹谈什么不是我翻的。”冠华挥挥手说：“算了，算了，没有时间同你解释！”我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又觉得十分委屈。回代表团的路上，冠华他们还在紧张地讨论当天晚上的安理会对策，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被“撤职”的年轻女翻译。一直到电梯送我们一行到十四楼，各人回房间时，我的房间与冠华在同一方向，他才意识到我的存在，于是回头对我说：“你也不要闹情绪，多锻炼锻炼就好了。”我觉得这官气十足的“鼓励”实在是一种屈辱，没回答他就转身进屋去了。第二天早上在楼道里见到冠华时，不知他是否觉得头一天对我太厉害了，于是开玩笑说：“笨猪（Bonjour，法语谐音，意为‘早上好’），笨猪，还想着昨天的事啊！”我怨气未消，淡淡地说：“哪敢和团长闹情绪！不过团长也不必骂人笨猪吧！”他说：“我的法文发音不好！”我说：“比我的英文好！”
冠华忽然记起父亲说是叫“小女带交”的，就问程秘书：
不久之后的一天，联合国大会要表决二十多项提案。代表团决定由符浩同志出席大会投票，我任他的会场翻译。我们议出中国代表团对这二十多项决议的表决态度之后，符浩同志嘱我“请示乔团长”。此时已是午餐时候。当时代表团全体都在二楼一个大餐厅吃饭，只有正、副代表十位领导在十四楼单独就餐，可以同时商议事情。我匆忙吃完饭上楼去请示团长，见他们才刚开始用餐。我怕耽误时间就过去问冠华，他是否可以马上看一下我们的投票方案。他可能正热烈地讨论什么事情，回头冲我说：“连顿饭都不让我好好吃！有什么事情吃完饭来不及了！”我没回答，坐在一边等候。后来觉得看这些领导吃饭别扭，于是我说：“我到团长的会客室等吧！”冠华未予置理。等了很久，领导们才吃完午餐，冠华走进他的套房，准备进里面卧室休息。我站起来说：“乔团长，可以看看这份方案吗？今天下午要表决。”他一怔，忘记了曾叫我等候。接着很不高兴地对我发脾气说：“你们还让我活不活？连一点点休息时间都不给我！”我一肚子委屈，心想你们这些大人物吃了一个钟点的饭，叫我等你又发火。一下子，我也生气了，把方案往他办公桌上一扔说：“团长爱看不看，反正下午表决，你让程秘书还我好了。”说完跑出他的套房，回到房间就趴在床上哭起来了。那时和我同住一屋的是北京医院护士小倪。她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回北京就申请回学校教书去。这外交部的官衙门，我受不了那份气！当了官，干吗脾气那么大。小干部就该是受气包？！”过了一会儿，程秘书拿着方案找我来了，说乔部长看完了。他劝我不要闹情绪，乔部长担子重，难免急躁，大家要体谅他。后来，符浩同志知道了，又对我说：中央要老乔这次来出席联大，任务那么艰巨，他很累；又说老乔心情也不好，他的夫人去世不久。符浩说老乔应该再找个伴侣，不然他的生活太苦了。我从来都是个很容易动感情、同情别人不幸的人，听了符浩同志一番话，我觉得也许团长也需要理解，那些怄气的事就算了。
程秘书自然冤枉，说从未见过此书。
从联大回国后，由于我在亚洲司，不属冠华所管，因此也就很少接触。转眼到了1972年的8月，联大的准备工作又忙起来了。中央为了协调各友好国家的关系，派冠华在大会前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东欧司的有关同志陪他去罗、阿两国后，回乌鲁木齐休息两天，由当时的亚洲司副司长叶成章和我从北京去乌鲁木齐会合后陪同冠华去巴基斯坦。东欧司的同志在新疆等我们回来后同机回京。
冠华阴沉着脸问他：“章行老有一套书送我的，为什么你不给我？今天我去看他，他问我，我一无所知。”
中午，我和老叶到乌鲁木齐。下午向冠华汇报后，大家一起晚餐。那天，冠华喝了很多茅台，饭后他又邀众人在大厅里喝茶，他似乎很兴奋。谈话中不记得是谁提到“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时冠华被红卫兵抓去的事。冠华似乎一下子被激怒起来，猛然转头对我说：“都是你们整的！你们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在外交部安营扎寨，把我和老姬抓去，关在地下室，又关到你们学校！总理指示放人，要我们参加‘八一’招待会，你们硬是不放！你也是造反派，所以你老是反对我！”我当时被他这无名火弄得不知所措，所有人都看着我。后来，我也生气了，我说：“乔部长，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乱骂人！我又没造过你的反。我也挨过整，我们‘红旗大队’是保你们的，保‘陈、姬、乔’，你怎么乱冤枉人！”谁知冠华更火了，他说：“你们‘红旗大队’也是造反派！我亲眼看到外交部15号门外的斗大标语‘打倒乔冠华’是署名‘北外红旗大队’。你们和‘造反团’都是要打倒我的！”我试图向他解释“红旗大队”中有一小部分人在王力8月7日讲话后怕处于被动，想抛出乔，保住陈、姬，因为乔在反右倾中受过处分，有把柄。但“红旗大队”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冠华武断地说：“我不听这些，反正你们都是造反派！”其他人看见我和部长争执，都对我说：“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不干，凭什么给我扣帽子？那晚真是不欢而散。我觉得这个部长这么烈的性子，很难在他下面工作。但另一方面，我却并不厌恶他，我有种好胜心想叫他知道我不是轻易可以被权势压倒的。我觉得这个乔部长这样才华横溢，也许他是个诗人李白那样的性格。但可惜他是个大官，因而这种性格变成了盛气凌人的官气，使人无法忍受。
我猜想程秘书把我这种对部长不大在乎的态度报告了冠华。后来，当我们很熟悉之后，有一次程秘书告诉我冠华那次的确很生气。他从父亲病房出来后回到部里去了，一到办公室就把程秘书叫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