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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萌芽到达纽约之后忙碌了几天，我常常觉得冠华若有所思，对我也很客气。终于有一天，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段微妙的谈话。那时，每年的联大会议是最好的国与国之间双边、多边会晤的机会。冠华除了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外，大量的工作是在会外与各国外长的接触。这天上午，他有一个会见，地点约在大会大厅后面的休息过道。大会开会时，那里比咖啡厅安静。我和礼宾司的一位同志陪同冠华到了会见地点后等了十多分钟仍不见对方来。礼宾司的同志说他去会场内找一找，于是整个宽敞的大过道就剩下了我和他两人坐在长沙发上。我们交换了几句没有什么意义的对话后都沉默了。然后，冠华突然问我：“那天主席说的情况是确实的吗？”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说：“什么情况？”他说：“就是主席讲的你个人生活的情况。”我立即知道他指的是临行前在主席那里的谈话，一时有些慌乱，最后我说：“其实我们早已分开三年了。没有办手续是有一些客观原因，那时他也处于政治压力下，我不愿增加他的困难。主席批评我，是为我好，我回去就按主席指示办。”冠华显得很不自然，干咳了两声说：“那好！”就再不往下问了。我也很不自然。一种心灵的感应告诉我，冠华并非坐等客人无聊随口问问以示领导的关怀。后来，冠华突然站起来说：“我想走走！”就在过道上来回散步直到礼宾司的同志把客人找来。
我一怔，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力保的“陈、姬、乔”之一的乔冠华！从他那种气质看，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个很典型的知识分子。我模糊地觉得他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些老干部形象，他似乎更像一个学者。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很独特，因此多少年过去了，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却始终留在我脑海里。后来，我把这首次印象告诉冠华。他大笑，说那是他蒙难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写“思想汇报”。贴“检讨”的大字报纸还要自己买。我说这大概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使我注意到他。他开玩笑说那是月下老人牵的第一条红线，不过够不上“有缘千里来相会”，史家胡同和报房胡同连一里路都不到。然后，他很认真地说：“不过要是无缘，多少人近在咫尺终身也不会互相看一眼，更不会相识相爱。”
那次短暂对话后一切似乎恢复原样，我仍陪同冠华会见客人，我们再没有提到我个人生活的话题。然而，我深知一种微妙的感情正悄悄地滋生在我和他之间。过了些天的一个夜晚，冠华那层楼的服务员小朱下来叫我们四五个人上去，说：“乔团长今晚无事，想请大家到他房里听音乐。”我们上去时，冠华已在放贝多芬的交响乐。他酷爱西方古典音乐。在我们结婚前夕，他的孩子没有与他商量从家中搬走了一切之后，他曾说他最舍不得的是他积存一生的五百多张唱片。他爱贝多芬，更爱肖邦的钢琴曲。那天晚上，谁都不说话，只是沉浸在一首首的乐曲中。冠华只是在换唱片时似乎从梦中醒来，说了一句：“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后来，我记得在政治动乱的岁月，他十分苦恼时唯一的寄托也是音乐。我曾经叹息地对他说：“其实你应当是文学家或者是音乐家。唯一不适合你的就是政治家。你毫无掩饰地宣泄你的感情，这就是搞政治最大的忌讳。”他反唇相讥说：“你不也是这样？”
“嗨，就是外交部的乔冠华！造反派贴了他好多大字报，要打倒他。”
那天晚上听到十点多钟，大家站起来说：“乔部长休息吧，我们回去了。”他点点头。可是我们走到房门口时，他突然叫我留一下。我以为是第二天开会的事，可他却说：“没什么事，只是想留你再陪我听一张肖邦的钢琴曲。”于是，我默默地坐在他对面的沙发里，我知道在悠扬舒展的钢琴旋律下，我和他的心都不平静。一种磁性在吸引我们靠近，但又有一种社会的无形压力在排斥我们的接近。几个月之后，冠华告诉我那天晚上我走了之后，他很久不能平静。半夜，他起来想写点什么，但心绪很乱，只写了两句话：“晚风孤夜深秋院，隔江人在雨声中。”他说这是写给我的……
“不认识。”
此后不多天，大约是11月初，外交部的一位“通天人物”突然打长途电话到代表团点名要我立即回北京，说有重要任务。我接到通知后去找冠华，我多希望能按原计划陪他去欧洲访问。我说我没有那么重要，国内不可能有什么事非我不可。我问他是否可以和部里商量原计划不变。他说他已经打过电话，部里那位“通天人物”大发雷霆说是中央有重要任务要我回去，不得更改。那时中美之间没有直接通航，来回都要经巴黎乘一周一次的法航。为了按时赶回北京，我订了11月8日的机票。没想到这一天纽约下起了暴雨，本已是深秋，却雷电交加。不到半日，许多街道已积水很深，不能通行了。我们同行的有四位，飞机是晚上七点多的，但由于天气恶劣，代表团决定我们下午四点就出发。三点多钟时，接到通知说团长要厨房做了面条，为我们送行，要我们到十层会议室去，他陪我们吃面。我们其实刚吃过午餐不久，但还是都上楼了。冠华满面愁容，非常担心我们在雷雨天起飞的安全保障。我开了句玩笑，说：“团长，你们今晚睡大觉的时候，说不定我们四个人已掉进大西洋里喂鲨鱼了。”没料到冠华顿时紧张起来，失态地对代表团陪我们去机场的同志大声地说：“今天不走了！不能冒这种险！我的决定，我负责！”我很紧张，马上说我是开玩笑，没有把握飞机是不会起飞的。再说，要按时赶到北京只能乘这一班飞机。冠华没有坚持，但显得异常焦躁。他送我们到大门口，一再嘱咐要小心，还关照送我们的同志说万一有雷，还是考虑返回，切不可冒险。上车前，他交给我一封信说要我回到北京送给仲曦东同志。车涉着深水艰难地往机场走，路上竟花了三个多小时。到了机场已过了原定起飞时间，但因为所有航班全部延误，所以还在等候。晚上九点来钟，机场人员找到我们，说有电话。代表团陪同我们的同志接完电话后回来为难地征求我们意见说乔部长亲自来电话，要叫你们回去。我直觉地感到冠华在对我们四个人的关怀中有着一份对我的情意。但我知道此刻的他又处于极不理智的状态。因此，我说请报告团长，行李都已托进去了，不好撤出。如果安全系数不够，法航会取消这班飞机的，请他不必为我们担心。
“你认识他是谁吗？”
很久以后，别人告诉我那天在纽约代表团驻地，很多同志都不理解冠华为何如此激动烦躁。他每隔一小时就叫办公室打电话问机场我们那次航班起飞没有。到了晚上九点雷雨还不停，他断然下令叫我们返回。后来，飞机大约于午夜起飞，一架巨型波音747大多数旅客都退票了，整个机舱只不过十多名乘客。当飞机平稳地飞越大西洋时，我的同伴们折腾一天已疲乏至极，一人一排位子躺下睡着了。我换到一个靠窗的位子，推开窗板，默默注视着外面黑漆漆的苍穹，心潮起伏，矛盾重重。我已不可避免地面临一次重大抉择，但要下这决心是多么不易啊！
小店偶遇我第一次见到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的1967年4月或5月，地点是在我家胡同斜对过的一家小文具店。冠华当时住在报房胡同，离那家文具店也很近。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经过了一番批判斗争之后，适逢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们这些“黑帮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学校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围绕着外事口的斗争：“造反团”坚决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另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张打倒姬、乔。我们这些“老保们”自然是拥护“红旗”的主张。校园内两派的高音喇叭围绕“陈、姬、乔”问题天天从早到晚地争论、对骂不休，而争论双方的绝大多数人却从未见过这三位有争议人物的庐山真面目。就在这喧嚣一时的派仗高潮时，我在一个星期日上午走进那家小文具店。我正浏览着当时少得可怜的文具时，从外面进来一个瘦削修长的身影。我转头看这个顾客，他戴眼镜，神态严峻，我觉得他带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的高傲气质。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当时我直觉地感到这个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刚走出店门，店里的两个售货员就交头接耳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