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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急转直下。在全国还未有动静之时，外交部率先掀起了批右倾高潮。10月25日，部党核心组开会学习毛主席谈话，会上有人声色俱厉批判冠华月初在纽约会见基辛格和日本外相的谈话都犯了右的错误。与基辛格的谈话错误是迟迟不指出美苏搞新慕尼黑阴谋，是大使先讲了。与日本外相会谈的错误是急于与日本签和平条约，在原定会谈之外又加了一次会晤。据说这都是毛主席批评的。与此同时，宣布要扩大范围，把使、领馆的老、中、青代表都召回学习。
本来，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外交部长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全体在华外交人员的安全，如此负责，如此果断，难道不是一个优秀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楷模吗？然而，谁又能想到，当那个预报的大地震并未出现后，冠华的这一片心竟被利用，遭人指责成了他的“严重错误”。31日晚上八九点钟时，那个可怕的震情通报所预测的二十四小时已安然过去，北京并未发生大地震。我们都感到无比的轻松。此时保密机响了，冠华接过电话后，我发现他的神情越来越严肃，只听他说：“我确实没有想到……好吧，我们明天就开会……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中央作检讨……”我紧张起来，问他出什么事了。他带着困惑的神情说是国务院的那位主要领导来电话，批评他未经中央批准，擅自撤离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员，这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是“在地震面前惊慌失措的表现”，是“有失国家尊严”。我感到同样困惑。震情通报是中央办公厅发的，当然不能不信。那么面对北京二十四小时内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预报，一个外交部长难道应当不闻不问，或者坐等文件层层报批，丧失时机，这才是维护国家尊严吗？而如果要采取措施，北京又有什么地方可庇护上千的外国人员和他们的妇幼家属使其免受伤害呢？中央不是在此之前已决定把国家的贵宾也立即转移去广州、上海吗？再说，假如那个预报是准确的，那么使馆人员不撤，后果又该是多么可怕？！
山雨欲来我和冠华那种忙中偷闲苦中作乐的日子最终到了1975年也结束了，接下去的是一场灭顶之灾。这年10月，又是基辛格来访。10月12日晚主席会见后，我参与整理记录直至凌晨。当时困得无法继续。在场那位“通天朋友”突然对我说：“你别打瞌睡了。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一定就醒了。”我问什么消息，她说：“要批判邓小平了！”我确实给吓醒了，问怎么可能？她告诉我毛主席对他们批评了清华大学的刘冰信件，并说邓小平同志是后台，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从第二天开始，外交部党组天天开会批判冠华“在地震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党组个别几个人显然事先已知道内情，一上来就“上纲上线”批乔。但开始时党组大多数同志认为把责任推给冠华一人是不公正的。大家说30日晚上的决定是党组全体的决定，也电话报了中央领导的秘书，这么紧急的事不可能按常规一道道批示，不能说无组织无纪律；既然是集体的决定，如果要写检讨，应当以党组名义写，也不应由冠华一人承担。由于大多数成员持此观点，给中央的第一个“检讨”是以外交部党组名义写的。但过了一两天，显然有人给党组成员“吹风”了，许多人开始沉默，逐渐地把“罪责”推到了冠华一个人头上。张春桥更是气势汹汹地在冠华的“检讨”上“批示”说他的“错误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要和‘批邓’联系起来”。过了几天，国务院的主要领导突然莅临外交部，名义上仍是一把手的外交部长的冠华事先竟一无所知。至此，外交部大字报中已提出了把乔冠华拉下马的口号。一切都很明白，冠华是“四人帮”大权在握时被推到被批判的位子上的。但是，两个多月之后，当冠华在巴黎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饮酒庆贺时，他又怎能想到此时在国内那些不久之前还同“四人帮”一起整他的人们已经乘冠华在国外的时机把他挂到了“四人帮”的线上去了。10月17日，冠华回到北京，我去机场接他。我告诉他由于中央的表态，部内已形成打倒他的形势。我至今仍难以忘却他那忠贞不渝的天真态度。他说：“打倒‘四人帮’是大事。我个人受点审查不要紧。我们也有错误嘛！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快可以打倒‘四人帮’。三四月份想利用他们内部矛盾保住外交部，这至少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表现。我应该向中央检查。其他的事都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有人可能要利用形势向中央诬告，我回来了就好了。该我检查的错误我会检查的，该说清楚的也会说清楚的。”
我在此之前的三十多年中从来没有照料过别人，也没有被别人悉心照料过。直到和冠华恋爱，我才突然产生了要无微不至地去关怀照顾另一个人的强烈欲望。直至今日，我都难以置信冠华大我二十二岁，因为我从来把冠华置于我的庇护下，而冠华对我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一切生活上的事都听我的。我从照顾冠华的琐琐碎碎的小事中得到爱的满足。我觉得被所爱的人需要就是一种最大的幸福。有时候我觉得他简直像个大孩子。后来冠华病后就更是如此了。为了让他午睡后喝上新鲜的西瓜水，我可以在炎热的夏季整个中午一粒粒地从半个西瓜中取出瓜子后搅成西瓜汁。连香蕉都由我剥去皮，切成一小段后插上牙签给冠华。我的朋友海鹰有一次看着冠华吃香蕉，开玩笑说：“章老师再这样照顾乔伯伯，将来乔伯伯会像《大林与小林》里的大林一样肉都快从指甲里长出来了！”然而，这是我的一种巨大的满足！我们初结婚时，冠华不习惯也有点过意不去，但后来他懂得这是我的一种心愿，也就坦然了。再后来，他几乎是一种依赖了。我没有研究过心理学，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深深爱着一个人的女人，都是这样地愿意献出自己一切悉心地照料、庇护她所爱的人，不论他比她年长或年少。至少我是这样的，我那十年就是这样度过的。
虔诚与毁灭然而，现实却与冠华的愿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解释，也没有人想真正了解真相。当他打电话、写报告要求过去几乎天天或经常见面的领导至少能听一次他的陈述时，竟也被拒绝了。任何调查还未开始，向冠华甩过来的一句话已是：“你已经陷到只剩下两只耳朵听一听群众的批判了！”冠华的绝望是深刻的，他意识到这一次没有人会像过去周总理那样关怀他、帮助他了。他困惑为什么他一生的虔诚换来了如此无情的毁灭？！
冠华十分恋家。一周五六次的宴会对他来说只是工作而已。他往往基本不吃什么，宁愿回家后吃一碗鸡汤面。他爱吃我做的南方菜，只要有时间我就亲自给他做。他说哪里都没有家里好。原来他孤身一人，保健药品从来不记得吃。我们结婚后，我从北京医院要来了十几个小小的粉剂针药瓶，把冠华每顿要吃的药——保护心脏的、血压的加上维生素，都分好放入小瓶，每顿饭后倒一瓶就都有了。即使我不在家也很方便。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看他倒出一瓶各种颜色的药片一下子往口里倒很奇怪，问他吃的是什么药。冠华指指我说：“不知道，含之装的。她给我吃毒药，我也吞！”
后来整整两年半内发生的事不堪回首。那是一段惨烈的回顾，那些出于不同目的都想消灭冠华和我的人使用的手段无比残忍。在那乱世年月，冠华没有学会四面逢源、八面玲珑的手段；他永远是个不设防的人，处处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窥伺机会要搞垮他的人的射程之内。既然连听一听他的陈述的机会都不愿意给他，可想而知的是先设定罪名，再去寻找材料，上纲上线；更有甚者是编织罪名。其中最突出的一条是所谓将“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
直至今日，每当我在院中望着那悠悠白云时总不免还会浮想联翩。假如不是那复杂的政治环境，假如没有当时外交部那“得天独厚”的“通天”处境，也许冠华和我无论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都会十分美满。可是那毕竟只是一种幻想，现实是严酷的，答案也只能是叹息！1974年夏到1975年夏这一年也就是我们唯一比较轻松的一段日子了。在那一段短短的日子里，冠华有时还能得到一些生活的乐趣。还记得1974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们从人大会堂活动后出来。在车里，我忽发奇想，提议在这难得的我们两人都有空闲的晚上在外面饭馆吃顿饭。冠华立即响应说好。于是我们决定就车中三人——冠华、我和司机杨尔纯同志。冠华说去吃涮羊肉，我们就去了东来顺，老杨停车，我和冠华先上楼。东来顺的经理见到冠华吃了一惊说没有接到通知有他的宴请。冠华笑着说今天是个私人朋友。经理问哪个国家的，冠华说坦桑尼亚。我笑出声来了，冠华捏了一下我的手还在开玩笑说总共三人，随便找个桌子来两三斤羊肉就行了，不必摆冷菜、热菜。我知道冠华说的坦桑尼亚外宾是老杨，因为他身体壮实，脸色黝黑，大概在坦桑使馆工作过。经理为难地说那天晚上所有包房都满了，只有宴会厅。冠华连声说可以可以，摆个小桌子就行了。于是在可以摆二十桌宴席的大厅里，经理在前面放了一张小方桌。此时，老杨停好车上楼来。冠华拍拍老杨肩膀说：“这就是我的坦桑尼亚老朋友。”大家都笑了。这顿涮羊肉吃得非常开心。一切焦虑和烦恼都暂时放在一边，东来顺的老经理一直留在那里和冠华聊天，他讲到东来顺的历史，羊肉片的精选，也讲到1945年军调处时代叶剑英同志等共产党在北平的代表来这里聚餐的情景。冠华说那时他也短时间来过北平，果然记起在这里吃过涮羊肉。回家路上冠华还是那样兴高采烈，说以后再去。可惜这是我们俩绝无仅有的一次。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这样轻松过。
还在冠华从访问欧洲回到北京之前，从上面已经抛出了所谓“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把他们炮制的‘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当写着这个内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潮水般涌来时，我不懂怎么会是这样的。事情的经过我太清楚了。毛主席逝世后，从9月16日起，《人民日报》以及一切宣传工具都连篇累牍地宣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实际上在8月份的一次计划工作会议上已经传达了这句话。但是在冠华起草联大报告时，并没有写进文件。9月26日，冠华第一次发生心绞痛紧急住院。28日，政治局通知晚上开会讨论联大发言稿。冠华从医院请假去大会堂参加会议。将近午夜，冠华散会后匆匆回家，要我帮他立即通知国际司的有关人员到家里来。他们很快到了。冠华说政治局刚开完会，对报告提了些意见。医院在他30日出发前不准他在外面过夜，他必须赶回医院，不能和他们一起改稿。冠华说他传达一下会上各人的意见，因为谁也没有反对别人意见，都是政治局委员，我们也只好每条意见都写进去，免得添麻烦。于是冠华逐条讲了会上的意见，总共大约十多条，其中就有一条说主席逝世，全国都在学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联大报告中怎么没有写？应当加进去。讲完他就急匆匆回医院了。
我想如果一个平庸之辈做出冠华的那些有趣的事，人们也许会嘲笑他。但因为冠华洋溢的才华、出众的机智和渊博的知识，他的这些漫不经心的笑话却形成了他的风格。每年出席联大，美国报纸都跟踪着冠华的身影作各种报道。这些报道与照片由于冠华不同一般的气质因而也更为丰富多彩。例如那张冠华率代表团第一次就座中国席位时在回答记者问他有何感想时他仰头大笑的照片就得了世界新闻摄影大奖。它显示了新中国的气势，自信与自豪。纽约时报曾有一篇专题文章写冠华，题目就是“乔的大笑”。另一张有趣的照片是冠华游览公园时怀抱一只小孟加拉虎。当他看到记者拍照时，他大笑着说：“你们记者先生看，老虎有什么可怕？！它像只纸老虎！”这是一语双关，因为当时在联合国的发言中，我们把美国比喻为“纸老虎”（Paper Tiger）。冠华以其娴熟的外交手段以及他的性格魅力征服了国际社会。新中国在被隔绝二十多年之后首次进入联合国时，她的代表乔冠华以世界一流外交家的形象为祖国赢得了荣耀。我深信将来有一天当强加在冠华身上的灰尘洗净之后，共和国将为在她的历史上有乔冠华这样的战士而骄傲！
第二天，9月29日，国际司的同志把连夜修改的稿子送到冠华病房。冠华未作修改就叫部值班室送中央，他附了一张给那位主要领导人的便条说：报告根据28日晚政治局会议意见修改了，现呈上。因他30日启程，可能来不及等中央批复。他随身带走一份修改稿。如中央没有修改意见，就以此定稿。如果中央还有修改意见，请在10月5日上午之前通知他，因为他的发言定于这天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