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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父亲赴英国就读爱丁堡大学，攻法律、逻辑学。随后，吴弱男女士也到了英国。1909年，他们在伦敦结婚，大哥章可出生在英国。
在东京，父亲与挚友黄兴同住一处。经杨度介绍，父亲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常在一起共议天下大事，十分投机。这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许多留日学生纷纷要求参加。孙中山先生原以为父亲必是同盟会的积极成员，没料到他竟不愿入会，父亲一生坚持做个无党派人士。当时父亲的结义兄弟章太炎也到了日本。他也和其他同志一起苦苦劝说，父亲却不为所动。太炎先生知道父亲当时对吴弱男女士甚为倾慕，于是生出一计，请吴女士出面动员父亲加入同盟会。不料父亲仍未动摇，吴弱男女士却通过此番接触成了父亲的未婚妻。父亲对我说，后来孙中山先生谈及此事时，戏称：“同盟会与章行严的关系真乃‘赔了夫人又折兵’。”说到这里，父亲开怀大笑。
不过，父亲后来与吴夫人感情发生裂痕。这似乎是因为吴夫人个性很强，致力于妇女运动而不善家务。用现在的话说是“女强人”这一类的妇女活动家。而父亲在有了相当的社会地位之后，大概需要一个不介入社会活动、温顺美貌的女性做妻子，因而终于在20年代末与吴夫人离异并与我的母亲奚夫人结合。吴夫人带着她的三个儿子赴欧洲定居，直至欧战爆发才回国。
不久，父亲从重庆回到上海。可是，久盼始归的父亲并没带给我多少欢乐，因为父亲在重庆期间又有了殷夫人。回到上海后，父亲就与殷夫人住在一起。母亲许是早就知道了，因为我的记忆中，她倒默默地接受了那种令人心碎的现实。父亲一生有过三位夫人，这一点也是我青年时代不能谅解他的重要原因之一。父亲的第一位夫人是吴弱男女士，她是父亲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的革命伴侣。吴弱男女士出身安徽名门，为中国最早一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她还是孙中山先生同盟会的会员，与孙先生、孙夫人很接近。父亲晚年和我闲聊较多，记得1972年有一次他因病住院，我去探视并和他一同吃晚饭。那天他兴致很高，谈到他早年在东京的一段历史。他说，1904年《苏报》（父亲任主编）被封后，他与杨守仁等成立反清爱国协会。后事发，父亲等十余名革命志士相继被捕，在狱中备受折磨，后来由蔡锷、黄兴等人营救，作为嫌疑犯交保释放。父亲出狱后于1905年春流亡到日本东京。
抗战胜利后，父亲的三位夫人都住在上海。据说吴夫人同殷夫人倒常见面，礼尚往来，只是我母亲奚夫人同她们两人从不见面。吴夫人每月来我家一次，但她只同父亲在楼下会客室会晤。凡知道她来时，我和邻居的孩子常常以极大兴趣趴在楼上阳台边等她出来看她的服饰、帽子，因为吴夫人直到晚年都坚持穿欧洲30年代的服装，出门戴大檐边帽子。我们这些孩子喜欢在她出门时从上往下看她帽子上的绢织花朵，有时还有绢制葡萄等水果点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