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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书店买了一本厚厚的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的新著《走向新岸》的中译本。我的同级同学，也是我的中学同学李中见到了，随手开玩笑地在扉页上题了两行字：一行是“赠给谣校教务长章含之”，下面落款是“谣校校长木子口一”，“谣校”来自我们当时正在读的一本著名英语喜剧“School for Scandal”（《谣言学校》，英国著名作家谢里颐著），而“木子口一”则是“李中”两个字拆开后变为类似日本名字的四个字的玩笑！
1953年，我中学毕业。原来是要报考清华水利和建筑系的，但是在填写报考志愿前，学校领导找我去说，朝鲜战争告诉我们帝国主义还要制造战争，因此我们要时刻准备。战争需要外语干部，所以组织上希望我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这个学校虽然没有北大、清华的名声，也不叫“大学”，但它是从延安老区迁来的，是一所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从这一年开始列入北京高等学校招生。
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的玩笑几乎成了断送我一生政治生命的根源。幸好我们当时只有十八岁，如果是三十八岁，恐怕老何不会轻易相信，他还会追问下去，同时，也幸亏老何是个公正的老共产党员，因而除了批评我今后不可开这种“政治玩笑”之外也就没有再难为我。也幸好那不是在后来的肃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中，1954年的时候政治气氛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缓和的。但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政治问题是很令人生畏的。
真正要离开了，这点点滴滴的往事全部涌上心头，就连那小屋被水淹也成了值得回忆的往事。风风雨雨的“文化大革命”高潮年月，能闯过来是多么不易啊！十八年中，外国语学院这一块外国语言耕耘的园地，毕竟留给我太多太多的记忆了……
我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虽然积极申请入党，但我却从来对政治没有太多的兴趣。入党、入团是当时每个年轻知识分子的追求，我们很少想到加入了共产党意味着从此跻身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1957年1月6日，英语系党支部开会讨论并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为激动的日子之一。那天晚上，年纪轻轻的我竟失眠了，我写了长长的一篇日记，憧憬着壮丽的未来。我真的觉得从那一天起，我以庄严的誓言把我一生贡献给了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当全体党员举手通过我的申请时，我流泪了，那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愿意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一切的真挚的眼泪。我以为加入共产党意味着我将用我的知识为我的伟大的人民服务。我怎么也想不到后来我会卷入到共产党最高层的斗争中去，最终据说是我那样敬重的毛主席的一句话把冠华和我打进了十八层地狱。
还有那一次，星期日放假，我们步行半个多小时到附近统战部的“六分校”去买罐头肉食。这是离我们最近的另一个干校，他们有个“小卖部”，居然有午餐肉等罐头，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奢侈。记得我们一伙人跑去买了一堆罐头回来，在我的小屋里“聚餐”。正在兴高采烈时，8341的政委孙泽福在门外叫我。我们当时已经同8341军宣队产生矛盾了，所以不想让他看见我们的“宴席”，可是那小屋子又空空荡荡，什么遮盖都没有。情急之下，我把那几个打开的罐头匆匆地放在那摇摇晃晃的木架上的洗脸盆里，然后用一块毛巾盖住后就去开门。孙泽福见屋里那么多人，说：“你们好热闹！”接着他用鼻子嗅着屋里的味道说：“你们这些家伙在吃好吃的，不叫我！”我们连声说没有。他伸手就把那毛巾掀开，露出了下面那些吃了一半的罐头。我们大笑说：“你的鼻子真灵！”孙泽福开玩笑说：“我在我屋子里就闻到了，这里有香味，所以找来了。”于是，“宴会”继续进行。我们同孙泽福即使到最后，也保持了良好的友谊。
我在外语学院完成了我政治上的定位，同时也塑造了我的内心世界。我的四年大学生活（1953—1957）的头三年是中国处于相对平静的时期。特别是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知识受到尊重，知识分子也同时受到尊重。我记得那时给高级知识分子发一个证，可以优先上公共汽车。饭店里有铺着白桌布的特殊桌子供有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餐。当时，科学与文化一片欣欣向荣。教授们可以按他们的意愿把知识灌输给我们这些渴求知识的年轻人。我常常想，如果1956年的政治气氛能够长久地持续下去，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能到那样宽松的环境去发挥自己的才干，那么今天的中国应该在科学文化上有更辉煌的成就。可惜这好景不长，1957年的一场暴风雨摧残了一切刚刚吐芽的花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