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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先生在剑桥……不，在牛津……反正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佛兰德斯太太说道。
“本市商人，”墓碑上写着；然而也不知为何贝蒂·佛兰德斯要这样称呼他，就像很多人依然记得的那样，他只在办公室的窗户后面坐过三个月，在此之前，他训练过马，带着狗去狩猎，种过几亩地，养了几口牲畜——唉，她总得给他一个称呼吧。为孩子们树个榜样。
她朝窗外望去。窗户很小，满园的姹紫翠绿尽收眼底。
确实，为自己的丈夫哭泣无可厚非，墓碑虽然很寻常，但却十分坚固，夏日里，当这位寡妇领着自己的孩子站在墓碑前时，人们会对她油然生出爱怜之心。行礼时，帽子举得比平常更高；妻子挽着她们丈夫的手臂。西布鲁克埋在六尺之下的土地里，已经逝世多年了；睡在三层棺椁里，缝隙用铅封住了，倘若泥土和棺木变成了玻璃，无疑他的脸会清晰可见，那是一张年轻的脸庞，留着胡须，五官端正，他出去打野鸭时，从不换靴子。
“阿彻表现得很好，”她说。“我有一份来自马克斯韦尔上尉的喜报。”
伊丽莎白·佛兰德斯是个中年寡妇，难免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过去有人说，以后还会有人说。她才四十岁出头。岁月流逝，悲痛相继而来；丈夫西布鲁克撒手人寰；撇下三个男孩需要她照顾；家境贫寒；一所在斯卡巴勒郊外的房子；她可怜的哥哥莫蒂亦是贫困潦倒，可能早已离开人世了——他在哪里？他在干什么营生？她手捂在眼睛上方，沿着巴富特上尉来的路眺望——是的，他来了，像以往一样准时；上尉的关心让贝蒂·佛兰德斯愈加成熟，令她体态丰满、春风满面，她会无缘无故地热泪盈眶，这样的情形人们一天可能看得到两三次。
“我把这封信留下，你让雅各看看，”上尉边说边笨拙地把它塞回信封。
（巴富特太太是个病人。）
“雅各还是像往常一样去捉蝴蝶了。”佛兰德斯太太烦躁地说道，又被转瞬的念头惊了一下，“对了，这周开始抓蟋蟀了。”
“有些肿瘤是一定要切掉的；但我妈妈那种，只能一年又一年地忍受病痛折磨，当你卧病在床时，甚至没有人愿意为你端一杯茶。”
“爱德华·詹金森已经递交了辞呈，”巴富特上尉说。
“男人们都想要个自己的儿子——这我们都晓得。”
“那么说你要参加市政会的选举？”佛兰德斯太太惊叫出声，盯着上尉的脸。
“那就要怪埃伦·巴富特了，”斯卡巴勒的妇女们议论道，“她从来不给自己添麻烦。”
“嗯，这件事嘛，”巴富特上尉往扶手椅更里面挪了挪。
“佛兰德斯太太”——“可怜的贝蒂·佛兰德斯”——“亲爱的贝蒂”——“她依然那么动人”——“真奇怪，她怎么就没再结婚了呢！”“确实是有个巴富特上尉——每周三都会来拜访她，雷打不动，而且从来不带他的妻子。”
于是，雅各·佛兰德斯，在一九〇六年十月份进入剑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