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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赫煊微笑着跟众人打招呼，然后说道：“大家好，很高兴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来这里跟各位史学同行进行交流。既然是学术交流研讨会，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历史研究领域的前沿话题。”
威尔逊教授问道：“是欧洲年鉴学派提出的那种新史学吗？”
“并不是，而是关于人类文明的，”周赫煊道，“我曾跟英国的汤因比教授有过交流，在某些学术观点上达成了一致，认为应该将历史作为宏观对象进行研究，而不仅仅停留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时间段。这个观点，可以从汤因比教授发表的论文中可以看到，诸位也可以阅读我的《枪炮、细菌和钢铁》。当然，这本书还没有在美国出版。”
专注于研究美国历史的施坦因教授，听到这话完全懵逼，他对此毫无了解，忍不住问：“周先生，你能详细讲述一下吗？”
周赫煊笑道：“研究人类和未来的基本单位是文明，根据每个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的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文明的某些共性规律。可以把世界上存在过的所有文明，分成30多种文明心态，其中有七种独立的文明，以及从属于这些独立文明的卫星文明。根据这些文明的共同特征，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文明模式，分别是希腊文明，即文化统一、政治分裂模式；中国模式，即统一为主，夹杂分裂的大统一模式；犹太模式，即有可辨识度的统一文化，却没有政治实体的离散型模式。”
在座的历史教授和讲师们，听到这番话后仔细思考，发现这三种文明模式，还真的概括了世界上的所有文明。
“这是个非常具有创造性的观点。”伍德罗教授点头赞许道。
周赫煊继续说：“我跟汤因比教授都认为，文明的兴起与种族优劣无关。现在的西方文明虽然强大，但欧美白人并不比非洲的黑人更加高贵，最主要的取决于文明产生的环境。不过在这一点上，我跟汤因比教授的观点有分歧。他认为，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锤炼出文明的火花。每战胜一个困难，这个文明都会向前迈进一步。我部分认可他的这个观点，但我认为应该有先决条件，比如气候和地理环境，北极圈内是不可能发展出高等文明的。欧洲和亚洲能够诞生出灿烂文明，前提条件就是纬度气候适于农耕发展，并拥有可驯化的动物和植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