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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重要的官人增补途径还是门荫入仕以及品子宿卫。五品以上可以荫子一员，凡在品官员，子弟都可入参亲勋翊三府宿卫。大唐内外官员将近两万，能够享受到相关荫泽福利的，起码也有数千。
相对于其他各种获取选人出身的途径，科举每年所取不足两百人，且多数名额都被两京学馆所占有。因此科举在大唐初期的官人补充，并不占据主流。
可以说只要家人做官，并且不在任上翻车、栽进权力斗争的坑里，延续几代官宦门第并不困难。当然在这诸多选人法当中，科举由于其覆盖面更广、选拔更加严格，所以在舆论风评中要更加的公正与高标准。
在大唐初期，皇帝想要干涉并且收回世家大族在选举过程中所享有的各种惠利，主要的手段并不是科举中明经、进士等常科，而是临事有制的制科。
制科科类更多，操作也更加的灵活，因此许多初唐名臣都有参加制科的经历，诸如姚元崇与张说这对小冤家，以及发动神龙革命的张柬之，都是通过制科崭露头角、走上高位。
所以在初唐时期，尽管科举并不糊名，但权贵们也少有向科举下手以拓展并延续其政治影响力，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首先权贵子弟进仕的途径极多，东边不通走西边。其次即便是通过作弊庸才及第，也仅仅只是获得一个选人的资格，如果不能通过铨选以及更加严格的制举，科举给仕途带来的帮助非常有限。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科举并不是选官，如果想干涉典选、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干涉铨选要比科举更加的直接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