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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宗一朝吏治混乱，皇后韦氏以及诸公主弄权无度，从而产生大量的斜封官，但对科举的干涉并不多，并不是心里有数、不敢破坏这国之大典，而是看不上科举新选人们那些青瓜蛋子。有这精力，宰相都扶植出几人了。
武周一朝创设了殿试制度与糊名制度，统统是针对制举和吏部铨选，并没有下沉到科举常科，并不是不想，原因仍是没有必要。科举常科所选拔的新选人，哪怕守选周期最短的进士，都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参与铨选，到了铨选过程中，自然会被卡脖子。
当然，在初唐时期也有士子通过干谒权贵而希望获得举荐，但要么是直接奔着做官去的，要么是希望缩短守选周期。好不容易登门造访，获得求告机会，却仅仅只是希望获得一个选人资格，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诸如贞观名相马周，在获得玄武门功臣常何的引荐后又得到太宗皇帝的欣赏，直接便入朝担任官职了。
至于开元以后干谒之风大大盛行，原因则就是随着皇权更加的集中，以及整体政治生态的改变，科举之外的选士空间被大大压缩了。
挽郎、斋郎虽然仍有选人资格，但却每每辗转下僚、不得升迁。南衙府兵制的崩溃，募兵彍骑代替了品子宿卫。
这样就使得原本走在其他道路上的选人们纷纷挤到科举中来，权贵们也越来越喜欢通过干涉科举结果以彰显其个人的政治威望。甚至就连权相杨国忠的儿子都投身科举，考得不好又回家求他爸爸帮忙改成绩。
干谒之风的盛行，其实就是对其他遭到压缩的选士途径的一种补偿机制。这就造成了科举丧失了最初的公正性，选人们质量参差不齐、泥沙俱下。而到了中晚唐时期，科举选人们更成了地方节度使的人才储备库，而干涉科举也成了节度使们夸威于朝廷的手段之一。
李潼今年针对科举的改革，主要分为两点。第一是对术科选人们的优待，不只名额大增，而且几乎不设守选。第二就是糊名，让科举的选拔形式更加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