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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上述原因，当严正肃和方敦孺将《募役法》中关于助役钱的收取范围扩大到士大夫阶层时，郭冲心里是哭笑不得的。他心里想得是，我知道你们对朕忠心，很想让大周的财政得到改观。可你也不能将手伸到这些人的口袋里啊。朕若是答应了，这帮人肯定要起来吵闹，朕还过不过日子了？这不是给朕出难题么？
不过，郭冲也不想打击严正肃和方敦孺的积极性。现在他们两人在自己授意之下进行变法，倘若挫伤这两人的锐气，对变法是极其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郭冲选择了冷处理，暂时不置可否，将此事拖下来并且有技巧的将这个意向透露出去。郭冲的处理很巧妙。倘若官员士大夫们对助役钱的反应并不太强烈，那么或许还真的可以在他们身上搜刮点油水出来。倘若他们反应激烈，那么也可以让严正肃和方敦孺心里明白，他们的想法是无法实现的。他们若是聪明，便会放弃这个作法。
这便是为君之道，搞平衡最实惠的作法。自己其实只需居中调停一番，让双方都不至于斗个你死我活，都能有台阶下，便是完美的结局。
事实上这个办法很奏效，消息放出去后，确实反映有些激烈。郭冰第一个便跳出来说话，说严正肃和方敦孺太不像话，变法变到皇亲国戚官员士大夫们头上去了。是不是要皇亲国戚各级官员们都把家产充公给朝廷，以全严正肃和方敦孺的名声？
对于这样激烈的言论，倘在以前，郭冲必是要严厉斥责的，但这时候郭冲却并没有任何表示，只是闷着不啃声。其他人看到这一点也开始附和。一时间言论滔滔，闹得有些沸沸。郭冲便将严正肃和方敦孺找去，告诉他们外边这些反应，请他们郑重考虑。
严正肃和方敦孺当然不能无视这些言论，上次方敦孺让林觉去劝解郭冰不要发出一些激愤的言论，便是因为感受到了这方面的压力。而且，迫于群情之愤，严正肃和方敦孺也不得不将《雇役法》的制定时间推迟。但这不代表他们会妥协。若论天下何人头最铁，严正肃和方敦孺绝对是最为头铁的那一双。他们只是在等众人情绪冷静下来，选择一个最好的时机来说服皇上。
而机会就出现在年前腊月里，当东南四路试运行的官贷银两收缴成功之后，成果斐然。四路放贷所得利息银近两百万两，这受益之巨令人咂舌。倘若按照这样的受益，全大周各路全部推行之后，一年受益恐多达千万之巨。光是多出来这一千万两银子的税收，便可大大的缓解朝廷财政的压力了。
至于这官贷银两收缴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负面之事，跟大局而言，微不足道。因为催缴本息，逼的一些百姓破产，死了一些人，其实都是变法所付出的代价，这是严正肃和方敦孺两人的共识。
带着这样的巨大的成绩单，严正肃和方敦孺便有资格跟郭冲再谈一谈这《雇役法》所产生的收益了。严正肃和方敦孺给郭冲算了一笔账。以收缴银两的方式代替劳役，朝廷可以得到数目庞大至千万的银两。这些银两不但可以雇佣闲散游民去服劳役，更可以在危机关头作为一笔周转的资金，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表面上看，这是以银两换劳役，其实本质上，这是将百姓的劳力以银两实物的形式储存在国库之中，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随时可用于各种应急事务之上。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简单而言，以前驱使百姓服劳役，自然是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但劳役仅仅是劳役，只能用在筑城挖河开山造路运输物资跑腿做饭这些事情上。有些事却非劳役所能为之。比如，打仗缺粮，百姓的劳役可以帮你运粮，却不能凭空变出粮食来。倘若无粮可用，也就无粮可运。再多的人力也是一钱不值。而这《雇役法》的妙处便在于，可将人力换算成银两实物，可以用在任何地方，这可比劳役要好用一万倍了。
而“宽剩钱”“助役钱”不过是另外的名目而已，其目的还是为了充盈国库。严正肃特别的解释了为何必须要征收官员们的助役钱的原因，并且以田亩多少的方式进行钱银的摊派。
首先是形势所迫。现在大周的情形，田亩兼并之严重，豪门富户富的流油，贫富已经极端的分化，是时候逼着他们吐出一部分油水出来了。这可以逼着他们吐出一部分田亩来，保证基本的耕种田亩的红线。保证农户的数量。这才是稳定的基础。
其次是从道理上而言。严正肃说的更直白。他说当今士大夫阶层现在比朝廷肥的多了。朝廷现在捉襟见肘，这帮人享受着大周给予的特权，却不为皇上分忧，这是不成的。助役钱便是要他们拿出部分钱银来反哺朝廷表达忠心的手段。倘若说皇族和士大夫共天下的话，那种共生的关系应该是共荣共损才是。现在朝廷没钱，便是皇上没钱，你们这些士大夫阶层却肥的流油，却不肯出血，这是他们的不是。是他们违背了共荣共损的原则，而非是皇上。所以皇上大可不必担心这些人叫嚣，道理在皇上手里，而不是他们。如果这么点小钱都不愿出，便是不忠之臣，这种人皇上又何必去维护呢？
正所谓人嘴两张皮，道理在不同人的口中以不同的角度说出来，便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严正肃和方敦孺这一番话说出来，还真的打动了郭冲。郭冲不忿的想：是啊，你们这些人享受着朝廷给的特权，个个腰包鼓鼓。现在朕没银子了，跟你们拿一点又怎么了？你们不想出，不就是想要朕完蛋么？如此不忠，我还维护你们作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