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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8年开始，日本以所谓放弃领事裁判权和交还租界来诱降重庆国民政府，主要对象是领导人清先生和汪大卫。在诱降汪大卫集团时，日本妄言要“援助中国从东亚的半殖民地地位中逐步解放出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它还嘲笑中国没有平等地位，被西方国家“不是当做一个盟国，而是当做一个工具使用”。
汪伪政权建立后，签订《中日间基本关系条约》，日本政府表示：随着中日关系的新发展，将“撤废”其在中华民国所享有的治外法权，并“交还”专管租界。
1942年汪伪政权向美英宣战，随后不久，“接收”杭州、苏州、汉口、天津等日租界；5月28日，“收回”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6月5日，“收回”天津、汉口、广州3个法租界。至此，除重庆日本租界由国民政府收回外，其余11个专管租界和2个公共租界均被汪伪政府“收回”。
由于汪伪辖区实际上是日本占领区，因此，汪伪政府“收回”的外国租界，实质上是从“国中之国”变成了沦陷区。显而易见，日本“交还”租界及“撤废领事裁判权”，无非是为了“笼络中国民心”和“企图拆散盟国团结”。
汪伪政权的这些废约行为一般被认为是一出“闹剧”，但当时的美、英等中国的盟国却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因美、英、法等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依然存在，各国在华依然拥有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