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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人言重了,倭大人的意思,是不可遣使去法,坏了朝廷的仪制。”大学士宋晋出班道。
听到宋晋一句话避重就轻的给倭仁解了围,而且把矛盾一下子便转到了朝廷外交上的“死穴”——礼制问题上来,恭亲王的心里暗生警惕。
中国传统王朝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本,其政治学说的核心便是“礼治”。清朝自关外入主中原,对“礼治”传统的继承,成了其统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自然,在礼仪方面的“刚性”也就较前代更强,可供回旋的余地更小。
外国对清朝礼治传统的挑战,始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朝贡体系下,清廷自视为“天下共主”,马戛尔尼们所寻求的却是平等外交下贸易条件的改善。主管藩属事务的礼部的办法是按照“朝贡”体系的需要,在翻译的时候,擅自篡改人家的外交文书。
文书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意思乱改,反正“夷人”也看不懂;但真到了需要“夷人们”三跪九叩中国皇帝的关头,却总不免露出马脚。但文字游戏还是要继续玩下去,马戛尔尼使团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了乾隆皇帝;清方文献却堂而皇之的记载:使团正使“行礼如仪”。但嘉庆皇帝则不像他父亲那般满足于文字游戏,阿美士德使团不肯对他三跪九叩,他就把他们赶出了中国。
而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国势日衰,而这种可笑的自尊心却表现得更为强烈,如皇帝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就成了不可触犯的铁则。
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清皇帝时,遇到有碍国体之礼,决不可行。必须统一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基于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性质,这本来意味着西方国家以近代西方平等礼仪觐见清朝皇帝,已经以条约的形式获得了解决。但各国使节们很快发现,付诸实施却成了大问题。直到1858年《天津条约》签字之际,咸丰皇帝还念念不忘:“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家眷”。他担心的是:一旦允许西方使节以西礼代替跪拜觐见,天子颜面尽失,将“何以为天下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