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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皇帝的担心，其实集中代表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的“礼治”思想。
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咸丰皇帝对联军提出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的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这一条表示“万难允许”。他指示前方负责谈判的怡亲王载垣，称：“国体所存，万难允许。该王大臣可与约定，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允行；设或不能，只宜按照美、俄两国之例，将国书赍至京师，交钦差大臣呈进，俟接受后，给予玺书，亦与亲递无异。现在抚局将有成说，不值因礼节而决裂，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结果因为谈判失败。英法联军迅速兵临北京城下，火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匆忙逃往热河，将残局留给了恭亲王奕忻。然后是签订新的《北京条约》，联军收获了大量的物质利益，但仍然撼不动咸丰皇帝对跪拜礼仪的坚持，只好暂时放弃。
此时远避热河的咸丰皇帝伤心欲碎——“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他不愿意返回北京，因为“夷人”仅仅是暂时退去，他们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并想谒见自己亲递国书的念头还没有打消。他在诏书里疾言厉色：“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等是问。”
此年12月，恭亲王从英、法两国公使处取得了不再坚持入觐的保证。但咸丰仍心存疑虑，不愿回京。次年8月，咸丰病死于热河，终于实践完成了自己“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的诺言。
此种情形下，英国政府也只好做出退让，决定不再坚持入觐问题。英国外交大臣于1861年1月9日训令英国驻华公使，命其不要再要求向中国皇帝亲呈国书，只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其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即可。其余各国也采取了和英国相同的处理方式。
咸丰皇帝死后，同治皇帝年幼和太后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就成了清廷长期拒绝外使入觐最得力的理由。
对于中国人的这种莫名其妙的顽固观念，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当然也知道得十分清楚，所以在上次派专使递交国书的时候，为了不给林义哲惹更多的麻烦，而特别指示特使不必登陆，在海上和中国皇帝的钦差大臣完成递交仪式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