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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当然知道恩师说的是哪一件事,不由得叹息起来。
自咸丰七年之前,曾、左二人的关系时晴时阴,疙瘩不断,风波迭起。但是与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和左宗棠的那次大冲突相比,一切都无足轻重了。
咸丰七年前后是曾国藩生命中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之一。此时他创立的湘军已经转战三载,屡立战功,但是处境却越来越尴尬:由于咸丰皇帝对他抱有防范心理,不肯给他以督抚地位,使他领兵三载,一直处于孤悬客处之地位,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特别是在江西期间,由于手中没有行政权力,虽然湘军为保卫江西终日苦战,却仍然被江西通省视为额外负担,始终受到官僚大吏们的排挤和刁难,可谓步步荆棘,处处碰壁。曾国藩饱受欺凌,郁愤满怀,心力交瘁,走投无路,精神几近崩溃,以致在与刘蓉的信中说出了这样的话:“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
恰在此时,一纸家书传来,曾国藩父亲于咸丰七年二月四日去世。得到这个消息,曾国藩如遇临大赦。他迅速把军务交给他人,给朝廷发去一封陈请开缺的奏折后,不待皇帝批复,即于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回家,为父亲办理丧事去了。
作为领兵大臣,擅自离开军营,是一件严重违反军纪的事。一贯以忠贞自誓的曾国藩在军事危急之际做出这个决定,显然显得有些不负责任。但曾国藩此举,实属迫不得已。他是想通过此举,表达对朝廷的不满,也想借这个机会,向皇帝申明自己所处“极不得位”的真实处境。咸丰皇帝虽然颇为震怒,但是他对曾国藩的艰难处境心知肚明,加上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湖北巡抚胡林翼不断为曾国藩说情,遂传旨给假三个月,委军一事免于追究。曾国藩的朋友当中,胡林翼、吴敏树等都对曾国藩的举动表示了理解,多次去信对曾国藩加以安慰,吴敏树在信中还说:“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
但是左宗棠却在这个当口,寄来了一封信,对曾国藩大义凛然地加以严厉批评。信的开头,左宗棠就引经据典,从儒家伦理原则高度出发,批评曾国藩委军归家,是不忠不义、不负责任的表现。接下来左宗棠又嬉笑怒骂,捎带嘲讽了曾国藩兵略平常:你曾国藩领兵打仗,本来就犯了许多错误,丧失了许多机会。朝廷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计较。不过这次你这番举动,使你的忠心都值得怀疑了。你是不是听我的劝重新出山,我不知道。你重新出山,凭你的本事,对国家大局能否有所帮助,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待朝廷命令,擅自委军奔丧,则非礼非义,我不能不严肃批评你。
从才能到品质,左宗棠把曾国藩批了个一无是处。可以想见曾国藩收到这封信后,会是什么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