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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仅仅过了十几年，人们就发现，索拉里斯的轨道并没有显示出预期的变化，而是好像恒定不变，就像我们太阳系中行星的轨道一样稳定。
这个生命形态的各个区域都是以献身于探索它们的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我正打量着环绕在赤道岛屿周围的泰克索尔胶质地块，这时我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注视我。
根据最初的计算，在五十万年间，索拉里斯将逐渐移到距离它的红色太阳不到半个天文单位的地方，然后再过一百万年，它便会落入那个炽热的无底深渊。
我仍然俯身站在地图前，但我已经对它视而不见，感觉就像瘫痪了一样。门就在我的正前方，用箱子堵着，后面还顶着一个储物柜。肯定是个机器人，我心想，尽管之前房间里并没有机器人，而且如果有机器人进来我也不可能没有注意到。我脊背和脖颈上的皮肤开始感到火辣辣的刺痛，感觉有一束冷酷的目光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几乎让人无法忍受。我把头在肩膀中间越缩越低，不知不觉在桌子上也靠得越来越用力，以至于最后，桌子开始在地板上慢慢滑动，正是桌子这么一动，似乎才让我缓过神来。我猛地回转身。
索拉里斯被人类发现是在我出生前将近一百年的时候。这颗行星围绕着两颗恒星运行，一颗是红色的，另一颗是蓝色的。在它被发现后最初的四十多年里，没有一艘飞船靠近过它。当时，加莫夫—沙普利假说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它断言围绕双星运行的行星上是不可能有生命产生的。由于围绕彼此旋转的两颗恒星引力场之间的互相作用，这些行星的轨道总是在不停地改变。由此而产生的摄动将会使行星的轨道交替收缩扩张，如果真有初始生命出现，它们将被辐射的酷热或冰冻的严寒无情消灭。在索拉里斯，这些变化的周期是数百万年，从天文学或生物学的尺度上讲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因为进化需要数亿年，甚至数十亿年）。
房间里空荡荡的。我面前只有那扇硕大而漆黑的半圆形窗户。那种感觉仍没有散去。那片黑暗正注视着我，它没有定形，巨大无比，没有眼睛，无边无际。窗外没有一丝星光，我拉上了不透光的窗帘。我来到这个观测站还不到一个小时，但我已经开始明白为什么这里会发生偏执狂事件。我本能地将其与吉巴里安的死联系了起来。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任何事情都不会使他心理失常。但现在，我不再那么肯定了。
灯突然亮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当然，这是因为光电管感受到了黄昏的降临。我的心中充满了期待，同时也变得越来越紧张，以至于不愿背对任何开放空间。我决定摆脱这种紧张感。我把椅子移到书架旁，从架上取下一本我非常熟悉的书—休斯和欧格尔的早年专著《索拉里斯史》第二卷，将又厚又硬的书脊放在双膝上，开始翻阅起来。
我站在房间中央的桌子旁边，呼吸慢慢趋于平静。我感到刚才自己额头上冒出的汗凉了下来。我刚才在想什么来着？对了—机器人。我在走廊和房间里连一个机器人都没碰见，这很奇怪。它们哪儿去了？我只遇到了一个，还是远远看见的，是负责起落场机械维修的。其他的都在哪儿呢？
吉巴里安死了。如果我没把斯诺特的话理解错，他死了只有十几个小时。他们把他的尸体怎么处理了？是不是埋了？对了，在这个星球上那是不可能的。我用一种就事论事的态度把这个问题想了半天，就好像这个死去的人的下落是这里最紧要的事情，直到我意识到这些想法有多么荒谬。我站了起来，开始沿房间的对角线踱步。我的脚尖踢在四处散落的书本上，又踢在一个空空的小挎包上。我弯下腰把它捡起。它并不是空的：里面装着一个深色的玻璃瓶，重量很轻，感觉就像是用纸做的。我透过它向窗口望去，窗外落日的最后一道惨淡红光被一片浑浊的薄雾遮挡得模糊不清。我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要做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为什么纠缠于这些落在我手上的微不足道的琐事？
我瞥了一眼手表。已经到了该去见斯诺特的时候了。
我从衣柜里找出一件也可以穿在宇航服里的轻便运动服，将我为数不多的个人物品全都转移到了它的口袋里。我的笔记本中间夹着一个硬硬的东西，是我在地球上公寓的钥匙。天知道它是怎么跑到那儿去的。我把它在手指间转了片刻，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最后我把它放在了桌子上。我忽然想到，我可能需要一件武器。我的多功能小刀肯定不管用，但我身上别的什么都没有，而我的精神状态还没到要去找射线枪或是类似物件的地步。我坐在空地中央的一把金属椅上，离所有的东西都远远的。我想一个人待一阵。我很高兴看到自己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没办法，我这个人天性一丝不苟，履行承诺时不管是事关重大还是微不足道，我都会严守约定。24小时时钟的指针指着7点。太阳正在落山。当地时间7点是“普罗米修斯号”上的20点整。在莫达德的屏幕上，索拉里斯一定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亮点，和星星无法区分。可是“普罗米修斯号”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闭上眼睛。除了管道每隔一定时间发出吱吱声之外，四周一片寂静。浴室里的水滴落在瓷砖上，发出轻轻的滴答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