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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想，也许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决定马上放弃，或是在不久的将来撤离，这种想法可能会占上风，就连关闭整个观测站都不是没有可能，而且可能性还不小。但我认为这样做也于事无补。仅仅是知道这个会思考的庞然大物依然存在，就足以让人们再也得不到一刻心理上的安宁。即使人类穿越了整个银河系，即使我们与和我们相类似的生物所建立的其他文明实现了接触，索拉里斯仍将是对人类的一个永久挑战。
“他们期望得到什么结果呢？”
另一本皮革封面的小书夹在了《索拉里斯学年鉴》一卷卷的年刊之间。我凝视着被手指摸得发黑的封面，过了片刻才把书翻开。这是一本很老的书，蒙蒂乌斯的《索拉里斯学导论》。看着它，我不禁想起了自己通宵钻研这本书的那个夜晚，吉巴里安把他自己那一册交给我时脸上的微笑，还有当我读到“全书完”几个字时从窗外透进来的地球上的曙光。蒙蒂乌斯在书中写道，索拉里斯学是太空时代的宗教替代物，是一种披着科学外衣的信仰。接触，这个我们努力争取的目标，就像圣徒相通或救世主降临一样含糊不清。星际探索是方法论公式掩盖下的礼拜仪式，研究人员的谦恭劳作实际上等于是期待着圆满的结局，期待着天使的报喜，因为在索拉里斯和地球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桥梁，也不可能存在任何桥梁。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和许多其他事实一样—例如缺乏共同经历，缺乏可传达的概念—都遭到了索拉里斯学家的拒绝，就像忠实信徒拒绝接受将会从根本上颠覆他们信仰的论据一样。再说，就算真的和会思考的海洋实现了“信息交流”，人们究竟希望从中得到些什么呢？他们又能从中期待些什么呢？难道是有关这片海洋漫长生存经历的一本流水账？也许它老得连自己的起源都不记得了。或者是对它种种欲望、激情、希望和痛苦的描述？而它将这些情感表现在活生生山体诞生的瞬间，表现在将数学转化为物质存在、将孤独和无奈转化为完满的过程当中？然而这一切全都是无法言传的知识，如果有人试着将其翻译成地球上的任何一种语言，所有那些人们梦寐以求的价值和意义都将荡然无存，它们仍将是遥不可及。实际上，这些“信徒”们希望得到的并不是这种更具有诗意而非科学价值的启示，根本不是，因为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等待着的实际上是一种能够解释人类本身意义的“启示”！因此，索拉里斯学是早已死亡的神话留下的遗腹子，是人们如今已没有勇气大声宣扬的神秘渴望所绽放出的最后一枝花朵，而埋藏在这座大厦地基深处的奠基石则是对救赎的渴望……
“不，没什么不能讲的。是的，是因为实验的事。你猜对了。”
但索拉里斯学家们无法承认事实的确如此，他们小心翼翼地对“接触”不作任何解释，以至于在他们的作品中，这个字眼成了某种终极的东西—尽管在它起初尚为清醒的含义中，它本应是一个起始，一个开端，一条崭新道路的起点，是众多起点之一，然而后来它却被神圣化了，而且在时过数年之后，竟变成了他们的永恒，他们的天堂……
“从你的呼吸可以听出来。”她轻声说道，好像有些抱歉。“我并不想打扰你……如果你不能讲的话，那就不要……”
蒙蒂乌斯，这位行星学的“离经叛道者”，以他这番简单而犀利的分析，打破了索拉里斯的神话，或者更准确地说，打破了所谓“人类使命”的神话，这种大胆的否定令人叹服。在索拉里斯学仍处在充满信心和浪漫主义的发展阶段时，他敢于率先公开表示异议，却遭到了完全无人理睬的冷遇。这丝毫不难理解，因为接受蒙蒂乌斯的观点就等于是将现有的索拉里斯学全盘否定。另一种冷静而审慎的索拉里斯学正在徒劳地等待着其创始人的出现。蒙蒂乌斯去世五年后，他的这本书成了一本稀有书籍，一件收藏家的珍品，在任何索拉里斯学丛书或哲学藏书中都找不到。而这时，出现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派，一个挪威学术圈。在这个圈子里，他的阐述当中那种镇定自若的品质，被分摊在了那几位继承了他衣钵的思想家身上，变成了埃勒·恩内松顽固刻薄的冷嘲热讽，变成了费兰加的“实用索拉里斯学”（作为它较为浅薄的一种形式）。后者主张把注意力集中在可以从研究当中得到的具体益处上，而不要为了文明接触和两个文明之间知识交流的白日梦与不切实际的希望而分心。然而，和蒙蒂乌斯毫不留情的深刻分析相比，所有这些继承了他思想的信徒所写的东西顶多算是文献汇编，或者只是普通的科普读物，只有恩内松——也许还有塔卡塔的研究还略有价值。蒙蒂乌斯本人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所有工作，他将索拉里斯学的第一个阶段称为“先知时期”，并将吉斯、霍尔登和赛瓦达包括在先知之列；他将第二个阶段称为“教会大分裂”—单一的索拉里斯学教会分裂成了一群彼此争斗不休的教派；他还预言了第三个阶段—当所有可研究的东西都被研究完了的时候，教条主义和学术僵化就会接踵而至。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我觉得还是吉巴里安的观点有道理，他认为蒙蒂乌斯的全盘否定未免将问题过于简单化，完全忽视了索拉里斯学当中所有与信仰背道而驰的因素，因为实际上在这个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刻不停、单调平凡的研究工作，而除了围绕着两颗太阳运转的一颗实实在在的物质星球之外，这些研究没有任何其他承诺。
“什么……你怎么知道我没睡着？”我问道，声音里带着恐惧。
蒙蒂乌斯的书中夹着一张对折的纸，已经泛黄，是一篇从《索拉里斯学补遗》季刊上翻印下来的文章。这是吉巴里安的早期作品，是他当上研究所主任之前写的。文章的标题是《我为什么要从事索拉里斯学研究》，文章的内容几乎像一份概要一般简明扼要，列举了证明确实有可能实现接触的各种具体现象。吉巴里安很可能属于最后一代这样的研究者，他们有勇气回首往日充满乐观主义的美好时光，而且并不否认自己那种超出了科学划定的界限，但仍然极为客观实在的信仰，因为该信仰的信条是，只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下了足够的功夫，他们的努力就会成功。
听到她的声音，我不禁吓了一跳。我已经躺了好几个小时，无法入睡，眼睛盯着周围的黑暗，感觉就像独自一人，因为我连她的呼吸声都听不见。我夜间的思绪如同迷宫一般纷乱，就像是在发烧，不完全符合逻辑，却获得了一种新的维度和意义，竟然使我忘记了她的存在。
吉巴里安所受的教育来自欧亚学派著名的经典生物电子学研究传统，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卓恩民、恩加拉和卡瓦卡泽。他们的研究表明，人类大脑工作时的脑电图与原生质海洋中某些构造物出现之前发生的放电现象有着相似之处，这些构造物包括早期多形体和双生索拉里斯体。他拒绝考虑过于拟人化的解释，所有那些精神分析学、精神病学和神经生理学学派的神秘观点——这些学派试图将特定的人类疾病硬搬到这片胶质海洋身上，例如癫痫病（据称与其相类似的是非对称体痉挛性的爆发）。在“接触”的倡导者当中，他是最谨慎、头脑最清醒的人之一，而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伴随着这项或那项发现而出现的耸人听闻的报道，尽管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当初我的博士论文也碰巧掀起了这样一股低俗兴趣的热潮。那篇论文也在这个图书室里，但当然不是以印刷品的形式，而是埋藏在某个缩微胶卷盒里。我的论文是以伯格曼和雷诺兹的开创性研究作为出发点，他们成功地从镶嵌图案般错综复杂的大脑皮层过程中识别并“过滤”出了伴随着最强烈情感的组成部分—绝望、痛苦和欢乐—而我则进一步将这些记录和索拉里斯海洋洋流中所发生的放电现象进行比较，并发现了具有显著相似之处的振荡模式和曲线外形（在对称体顶盖的某些部分里，在未成熟模仿体的底部，以及其他地方）。这便足以让我的名字很快出现在低级趣味的小报上，并冠之以荒唐可笑的标题，如《绝望的胶体》或《性高潮中的行星》之类。然而这件事却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至少直到最近我都是这么想的）——像其他索拉里斯学家一样，吉巴里安不可能把成千上万篇出版的论文全都读上一遍，尤其是新手写的文章，但这件事使我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不久我便收到了他的一封信，而正是这封信改变了我的人生，为它揭开了新的一章。
“克里斯，是因为明天实验的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