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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拿出信封里的那张纸读了起来。随后她把那纸放在一边,震惊又恐惧地坐在屋顶的黑暗中。
写完这个故事之后,我给一位朋友看,他读了之后说仿佛在看一个长篇小说的大纲。我只能夸她敏锐。总之丽莎·塔特尔喜欢这个故事,我也喜欢。
两个孩子都睡了。贝琳达上楼去了空置的屋子。她拿开杂志,打开了盒子,盒子没被杂志盖住的部分积了两年多的灰。信封上依然写着“戈登和贝琳达的婚姻”,贝琳达确实不知道里头有没有写别的内容。
猫头鹰之女
文件盒一直都在。放在顶层一间空屋子里,在一大堆摇摇欲坠的《建筑师杂志》《建筑评论》下面。贝琳达偶尔会想起那个文件盒以及里面的东西,一天晚上,戈登出差去苏格兰考察能否修复一座古建筑,贝琳达把它拿了出来。
约翰·奥布里是十七世纪的一位收藏家、历史学家,也是我最喜欢的作者之一,他的作品中包括了轻信、博学、轶闻、怀旧、揣测等等要素。读奥布里的作品你能感觉到这个生活在古代的人在说一些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东西:他是个很可爱,很有趣的人。而且我也喜欢他的拼写方式。我曾尝试用几种不同的方式写这个故事,但老是不满意。后来我才想到应该用奥布里的方式来写。
戈登在那家建筑公司当上了合伙人。到了凯文上幼儿园的时候,贝琳达也重新回去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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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找到了一座带屋顶花园的房子,那房子建在石子路旁,又高又旧,很深很深。贝琳达时不时去本地兽医院做临时工,照顾小动物和宠物。梅拉妮十八个月大的时候,贝琳达又生了个儿子,为纪念戈登去世的祖父,这孩子起名叫凯文。
从伦敦到格拉格斯的夜班火车大约在早晨五点到站。我下车的时候路过车站酒店,就走进去了。我本想直奔前台订个房间继续睡会儿觉,但是既然我已经醒了,就开始计划接下来几天参加科幻大会的行程,其实科幻大会就在这家酒店举行。最终我没订房间,只是要了一份国内报纸。
接下来几个月他们两个都严重睡眠不足,因为孩子晚上要吃奶,而且还经常哭,总之梅拉妮非常闹腾。那个文件盒就一直在他们床底下。随后戈登在北边的普勒斯顿找到一份新工作,那里离家几百英里,而贝琳达休产假,短期内都没有重新工作的计划,所以她觉得普勒斯顿的新工作不错。于是他们搬家了。
在从大厅走到前台的路上,我路过吧台,那里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发呆的酒保和一个名叫约翰·贾罗尔德的英国科幻粉丝,他是那次科幻大会的特邀嘉宾,有一个免费酒吧券,所以趁大家睡觉的时候他就来喝酒。
戈登把信放回信封里,信封又放回文件盒里,文件盒放进床底下,然后他们差不多就忘了这件事。
我停下来跟约翰说话,边说边走到了前台。接下来四十八小时内我们都在聊天,说故事讲笑话,次日早晨,酒吧没人了之后,我们激情演唱《红男绿女》中隐约还记得的片段。有一次我在酒吧还遇到了如今已故的理查德·埃文斯,他是英国的科幻小说编辑,六年后他会开始编辑《乌有乡》。
“扔吧,不。扔不扔呢。我觉得……”她摸了摸孩子的额头。“收起来吧。”她说,“我们应该把它留下当证据。我怀疑这是不是阿尔策划的。”阿尔是戈登的小弟弟。
我不记得为什么会一边听皮特·库克和达德利的喜剧表演一边跟约翰说起克苏鲁,我也不记得为什么要跟约翰说洛夫克拉夫特的散文风格。我怀疑可能跟缺乏睡眠有关。
“要我把它扔了吗?”
约翰·贾罗尔德已经成了一个很受尊重的编辑,也是英国出版业界的重量级人物。这个故事中间部分有些内容就是从那个酒吧里诞生的,当时约翰和我用皮特和达德利的语气扮演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怪物。迈克·阿什利是忽悠我写这个故事的编辑。
“我不知道。”她说着把婴儿换到左边吃奶,“感觉应该是多人才能完成的事情。写信,换掉旧的信,等我们家某个人去读信……过来,梅拉妮乖乖,这边吃,真是个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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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知道是‘他们’?”
这篇故事是给大卫·巴雷特的计算机小说集《数字梦想》写的。我不怎么打游戏。每次我玩的时候,总觉得它们会占据我大脑的各个区域。每次睡觉的时候,总觉得我的眼皮下面有块状物落下或者有小人在跳。而且绝大部分时候我都输,再怎么认真都输。这篇故事就是从这里来的。
“写这封可恶的信的人。”她摸着自己的脸——脸上很光滑,没有丝毫疤痕,她是个年轻美丽的女人,不过看起来疲惫脆弱。
众里寻她千百度
“他们?”
这篇故事是在一九八五年一月应《阁楼》杂志二十周年特刊而写的。几年前,我曾是一个在伦敦街头打拼的年轻记者,靠着给《阁楼》和《杰克》这两大英国皮肉杂志采访名人为生(跟美国同行相比,这两家杂志可含蓄多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当时的经历都让我受益良多。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写?”她问。
有一次我问一个模特,她有没有觉得自己被剥削了。这位模特名叫玛丽,她说:“我吗?亲爱的,我的报酬挺高的。比在布拉德福德饼干厂上夜班挣得还多。我告诉你谁被剥削了,买杂志的那些人。每个月都看着我纵欲的那些人。他们才是被剥削的。”我觉得正是这次对话催生了这个故事。
纸上简单描述了过去两年来戈登和贝琳达的生活。根据这里的描写,这两年他们过得并不好。他们结婚六个月后,贝琳达就被一条哈巴狗咬了,她伤得很重,面部伤口需要缝合,而且还留下了难看的疤痕。更糟糕的是她的神经也受到损伤,于是她开始喝酒麻痹疼痛。信上还说,她怀疑戈登讨厌自己的脸,而这个孩子其实就是绝望之中想挽回两人的关系的。
我写的时候对这个故事很满意:它读起来就像是我,而不是我在扮演其他人,我还是第一次写出这样的故事,说明我快要形成风格了。为了写好这个故事,我坐在《阁楼》位于港口区的办公室里翻阅过去二十年来的旧杂志。第一期《阁楼》杂志封面上是我的朋友迪安·史密斯。迪安给《杰克》当过模特,一九六五年的时候她还是《阁楼》的第一届“年度美人”。我直接把一九六五年迪安的广告词安在了夏洛特身上,“个人复兴主义”什么的。最后我还听说《阁楼》想找迪安参加他们的二十五周年庆典。但她已经隐退了。当时满大街的报纸都在写这件事。
“让我再看一遍。”她说。于是戈登把纸给了她。“太奇怪了。这事可不好玩,甚至不可能是真的。”
在我查看二十年份的《阁楼》时,我忽然意识到,《阁楼》和其他类似杂志其实跟那些女人没有任何关系,那上面只有照片。这是故事的另一个来源。
“真的不是。”
只是又一次世界末日
“不是你写的?”贝琳达问,“真的吗?”戈登摇头。贝琳达擦掉婴儿下巴上的母乳。“我相信你,”她说,“我以为是你写的。但其实不是。”
我和史蒂夫·琼斯十五年来都是朋友。我们还一起编了一本面向儿童的黄色诗集。换句话说,当他打电话给我说:“我正在编一本小说集,故事发生在洛夫克拉夫特小说里的印斯茅斯。你写个故事吧。”
贝琳达指了指文件盒,她已经把那个盒子拿到楼上了,正放在梳妆台上。戈登打开盒子,拿出信封。“之前信封上写的就是这个吗?”他问,“我记得起初写的是我们的婚礼之类的。”然后他把那一页皱了边的纸取出来看了一下,不禁皱起眉头,“这不是我写的。”他把纸翻过来,看着空白的那一面,仿佛觉得这一面会写点其他东西似的。
这个故事是好些要素综合而成的(我们这些作者就是这样想到灵感的,不知道你们是否觉得好奇),其中一个要素来自已故的罗杰·泽拉兹尼的小说《孤独十月之夜》,那本书非常有趣,有很多恐怖又神奇的角色。在我写这个故事之前的几个月,罗杰给了我一本《孤独十月之夜》,我读得很开心。与此同时我还在读一个关于三百年前法国狼人审判的材料。读到一个目击者的证词时,我忽然意识到这就是萨基那篇精彩的短篇小说《加布里埃尔·欧内斯特》的灵感来源,同时也是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的短篇小说《白袍》的灵感来源,但是他们两位实在太有教养了,不会写吐出手指头这样的桥段,但吐出手指正是关键证据。也就是说,这种事情得靠我来写了。
他叹了口气:“你在说什么啊?”
最先那个狼人的名字叫拉里·塔尔博特,也就是阿博特和科斯特洛遇到的那个。
“不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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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
这次又跟史蒂夫·琼斯有关。“我希望你能写一首那种故事性的诗。这次是要发生在近未来的侦探故事。你可以再用一下《只是又一次世界末日》里拉里·塔尔博特这个角色。”
“信封里那个。就是写婚礼那篇。你知道的。”
当时我恰好跟人合作写了一部关于古代英国叙事诗《贝奥武夫》的剧本,不过有些人似乎哪里搞错了,以为我给电视剧《护滩使者》写了一集剧本。于是我以《护滩使者》的方式重述了《贝奥武夫》,写成了一个发生在未来的侦探故事。这个写法似乎是很明智的。
“什么东西?”
你们看,我总会把故事的来源告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