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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感觉好多了。承认吧，要不是有佩妮帮忙，我早就打退堂鼓了。
经验丰富的卡佩克医生找到了她麻烦的根源，给了她富有裨益的催眠后建议，并从此禁止她再入病房。自然地，我当时被蒙在鼓里，这些跟我都无关。之后，佩妮振作起来，又变成了既可爱又高效的小姑娘。
有一种会议我必须亲身出席，那就是大选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开拓党是个少数党，但在约翰·约瑟夫·邦夫特的领导力与亲和力黏合而成的联盟中属于人数最多的一派。我必须替代他成为黏合剂，在各个主要角色之间进行调停。参会之前他们会尽可能细地为我做准备，会议期间罗杰会坐在我身旁，在遇到棘手处时会暗示我该走哪个方向。但是，会议必须由我亲身出席。
可怜的女孩在去完那个人病房之后心都碎了，她是如此爱他——然后又马上跟一个外貌和言行都跟那个人一致，但却是健康的男人一起工作，她大概开始恨上我了。
离投票日还不到两个星期，我们需要举行一个会议来决定安全选区的分配。联盟有大约三十到四十个地区可用来保送某人进入内阁，要么预留给政治秘书(像佩妮这样的人，如果能进入议会将变得更有价值，她可以在议会内沟通，做各种交易，并有权出席各种核心的委员会，等等)，要么用在任何联盟觉得有用的地方。邦夫特自己代表了一个“安全”选区，这让他不必分神照顾他本人的选举。克里夫顿也有一个。如果达克想要，他也能分配到一个，但是他已经得到了公会兄弟们的支持。罗杰甚至暗示过我一次，如果将来我以自己的面目回来，只要我开口，我的名字也会出现在名单上。
我仍然没见过他。我感觉一旦见到他躺在病床上，我就没法再出演他了。不过，在他的身边人中，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没有见到他的。卡佩克把佩妮排除在外——为了她好。当时我并不知晓。我只知道，在我们抵达新巴塔维亚之后，佩妮变得焦虑、恍惚和忧郁。她的双眼下面出现了黑眼圈，像只浣熊——我没法不注意到，但我把原因归结为大选造成的压力和对邦夫特身体的担忧。卡佩克也注意到了，并采取了行动，浅度催眠了她，问了她各种问题，然后他就禁止她再去见邦夫特，直到我结束工作并被送走。
有些地区总是预留给了党的骨干分子，他们时刻准备在党的命令下辞去职务，因而使得党可以通过补选将人才补入内阁，等等。
不久之后，改动的地方少了很多。我越来越在行了。
不过，整个安排不可避免地给人某种照顾的感觉，而且因为联盟的存在，邦夫特必须理顺各种冲突，并提交一个名单给大选执行委员会。这是项最后完成的工作，在选票派发之前完成，以防各种最后一分钟的变化。
我对他改动的地方从来没有做过即兴发挥，但对其余部分经常会这么做——当你进入情绪，总会有某种更好的、更生动的说法来替代原来的辞藻。我开始意识到他改动的实质：它们总是删除了修饰语，让语言变得更具冲击力，让听众要么喜欢，要么厌恶。
当罗杰和达克进来时，我正在构思一篇演讲稿，并告诉了佩妮不要让任何事打搅我，除了火灾警报之外。吉洛迦昨晚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发表了一个离谱的声明，给了我们揭露他谎言并使其难堪的机会。我正在思索如何用演讲来还击，并没有等着草稿送来。我十分希望我的版本能得到通过。
我希望他清楚自己在说什么。选战很短，从吉洛迦辞职之日起只有六周的时间就到了投票日。我每天都在演讲，要么是在新闻网络上与人类党对半分享的时段内，要么是录制好了以后送到特定的人群那里。我们制定了一个惯例：首先草稿会被送到我这里，可能是比尔草拟的，但我从未见过他；然后我对它再加工。罗杰会拿走加工过的草稿，通常它会一字不改地通过——偶尔上面也会有邦夫特手改的痕迹，现在他的笔迹已潦草到几乎无法辨认了。
在他们进来时，我说：“听听看，”并给他们读了其中关键的一段，“感觉怎么样？”
吉洛迦访遍了地球上的各个大陆，站在人群面前发表演讲，大屏幕上还播放着他的立体影像。罗杰·克里夫顿并不担心。他耸了耸肩，说道：“让他折腾吧。在群众集会上演讲并不能为他带来新的选票，只会让他疲劳。只有忠实的党员才会参加这些集会。”
“肯定能扒了他的皮，”罗杰赞同道，“这是安全选区的名单，头儿。想看一眼吗？我们二十分钟之后就要去会场了。”
会见各色人等是无法避免的杂务，多数是应付差事，因为罗杰或邦夫特通过罗杰会做出决定。我真正的工作是发表选战演讲。一个谣言正悄悄散播，说医生认为我的心脏被病毒感染了，建议我在大选期间留在月球的低重力环境中。我不敢在地球上来一次巡回表演，更不用说去金星了。法利档案在密集的人群面前来不及提供信息，此外还存在行动者组织的威胁——大伙都不想让我的前脑泡在药水里，我尤其不想。
“噢，那个该死的会议。我觉得没必要让我看了。你想跟我说什么吗？”不过，我还是接过了名单扫了一眼。我通过法利档案认识了他们中的所有人，而且和其中的一些人见过面。我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这些人需要特别的照顾。
但是，佩妮告诉我她只带我穿过了档案区的一翼。档案的档案，她是这么说的，占据了如同整个议会大厅般大小的山洞。我暗自高兴政治并不是我的职业，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一场表演。
我的目光停留在了一个名字上：比尔·寇斯曼。
我不知道谁在运行政府。可能是职业的高级公务员。每天早上我的桌子上都会出现一大摞文件，我会签上邦夫特那个难看的签名，然后佩妮会拿走它们。我从来没时间读它们。帝国机器的庞大使我气馁。有一次，我们得参加一个在外面举行的会议，佩妮带着我走了一条她所谓的近道，穿过了档案区——几英里长的文件架，每个架子上都放满了微缩磁带，传送带连接着所有的架子，好让职员不必花上整天的时间来取文件。
我强压下不快，平静地说道：“我看到比尔也在名单上，罗杰。”
这种安排意味着我在见到任何人之前都可以研究他的法利档案。我甚至都能在他面前翻阅档案，因为书桌上有一处访客看不到的凹下去的观察器，而且一旦他站起来，我可以立刻关上它。观察器还有其他用处。罗杰可以给某个访客特别优待，让他直接到我的办公室，然后离开，留下我们两个独处——他在佩妮的办公室里给我写个字条，它能被投影到观察器里——都是些小要点，例如“多说些好话，但不要承诺任何东西”，或者“他想要的就是能见到皇帝，答应他，让他走”，甚至是“小心应付这个人，他来自摇摆区，而且他不傻。把他交给我，我来跟他讨价还价”。
“噢，是的，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个。你知道的，头儿，我们也都清楚，你和比尔之间不怎么对付。我不是在批评你，都是比尔的错。但怎么说呢，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可能没意识到比尔总觉得被亏待了。这么做好比给他的肩章上增加一颗星，能解决问题。”
人们可穿过低层起居室直接去往办公室的后门，但是要见到我，他们必须经过五道检查站——除了那几个受到特别优待的人，罗杰会陪着他们穿过一条隧道前往佩妮的办公室，然后再从那里进入我的办公室。
“是吗？”
给我的保护也同等严密。我跟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一样难以接触。我的新办公室在反对党首脑公寓后方的山里(我们没有搬去更气派的首相官邸，这么做尽管合法，但看守政府没这种“先例”)。
“是的。他一直以来就想要这个。你知道的，我们剩下的人都有职位，我的意思是我们都是大议会的议员。我指的是我们这些围在——呃——你身边的工作人员。比尔觉得不公平。我听到他说起过，在喝了三杯之后，说自己只是个雇来的。他一直觉得受亏待了。你没意见吧？党有这个能力，而且为消除总部内的摩擦，支付这么个小代价也是值得的。”
罗杰尽他最大的可能来保护我们两个。邦夫特先生现在知道了他们用了一个替身，刚开始他觉得丢人，现在已意识到了这么做的必要性，并赞同他们这么做。罗杰负责选战，只有在遇到紧急的事时才会咨询他，然后把他的答复告知我，由我在必要时与公众沟通。
我已经控制住了自己：“跟我无关。我能有什么意见，邦夫特先生是这么想的吗？”
“感冒”好了之后，加上已经在议会大厅公开露面，再躲下去就显得不合情理了。作为首相，我需要抛头露面，否则会招致非议。同时，作为政党的首脑，在进入大选时，我必须见人——至少要见一部分人。因此，我做着该做的事，每天得到邦夫特正走向完全康复的报告。他的进展不错，尽管太慢。卡佩克报告说，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他可以随时现身——但他不建议这么做。他至少失去了二十磅的体重，而且他的协调性依然很差。
我察觉到达克瞥了克里夫顿一眼。我追问道：“这是邦夫特先生的想法吗，是吗，罗杰？”
黛安娜公司在那天下午多加了四个航班。新巴塔维亚沉寂了下来，也就是说城里只剩下了宫廷，再加上一百万左右的屠夫、面包师、制蜡烛师和公务员——还有一个核心内阁。
达克严肃地说道：“告诉他，罗杰。”
我本以为这一切就像剧终时的幕前演说一样轻松，但是，我发现自己哭得都止不住了。当我结束时，维勒姆悄悄跟我说：“做得好，约瑟夫。”我不知道他是在跟我说话，还是在跟他的老朋友——我也不关心。我没有擦掉眼泪，我在转身面对议员时让眼泪从脸颊上滚落。我等着维勒姆离开，随后也离开了。
罗杰慢慢地说道：“是达克和我的主意。我们觉得这么安排最好。”
接着，我向皇帝起誓，在宪法允许的范围之内效忠于他，起誓捍卫和发扬大议会的权利，保护帝国公民的自由，不管他们来自何方——并且尽职做好陛下的首相。牧师搞混了一句誓词，我纠正了他。
“邦夫特先生没有同意？你们问他了？”
罗杰起身动议通过我刚才提及的名字——无异议，书记员记录在案，我向前走去，身旁陪着一个我党成员和一个反对党成员。我能看到议员们偷偷看着手表，可能是在计算是否还来得及赶回去吃午餐。
“没有，我们没问。”
他们不得不制止了访客区的欢呼。
“为什么？”
我准备的讲稿很短，也不分党派，直接从邦夫特的笔记里摘抄而来，和以前他组成看守政府时表达的意思一致。我祝愿大家拥有美好的生活，希望大家珍爱彼此，就像我们爱皇帝和他爱我们一样。它是一首不超过五百个单词的无韵诗，在有些地方我改了邦夫特以前的话，加上了自己的台词。
“头儿，这种事用不着麻烦他。他年纪大了，身体还没康复，我只是在遇到政策方面的重大问题时才会去麻烦他——这个名单不是。我们控制了这些地区，不管由谁来代表都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