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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芯片这类物体,有意识的量子态生物,特别是人类的行为要复杂得多,他们是如何与我们的非量子态现实世界互动的,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谜,这中间有许多逻辑上甚至哲学上的陷阱。比如:他们也许写信了,但这些信有多大概率成为非量子态而被你觉察到呢?另外,现实世界在他们眼中是否也是量子态的?要是那样,他们在你的概率云中找到现在这个状态的你是很困难的,对于他们,回家的路一定漫长而渺茫……好了好了,这是些短时间内不可能想明白的事,牛角尖钻下去会把你弄垮的,以后再慢慢想吧。”
“我有我自己的特殊经历,有别人没有的创伤。再说我也不信你的话了,我一定能找到一个研究项目,只是拯救和造福生命,而绝不用作武器。”
我没说话,怎么可能不想呢?
“你以为离开武器研制就立地成佛了?任何一种民用技术都可能用于军事,同样,任何一门军用技术都能造福于民。事实上,几乎上一世纪所有的重大科学进展,像航天、核能利用、计算机等等,都是科学家和军人这两拨不同路的人在一起合作的结果,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就不懂?”
丁仪从桌子上拿起一瓶我喝了一小半的红星二锅头,给我和他自己分别倒上一杯,“来来,这个也许能把那些事从你脑子里赶走。”
“怎么讲?”我懒洋洋地问。
当烈酒在我的血液中烧起来时,纷乱的脑子确实空旷了一些。
“你这人,我只能用愚蠢两字来形容。”
“我的思想已经混乱到极点了。”我头脑晕沉地倒在床上。
回到雷电研究所,我陷入了一种十分消沉的状态,整天在宿舍中酗酒,昏昏沉沉地打发日子。这天高波来看我,他说:
“你应该找些事干。”丁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