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泽文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爱米文学网aimiw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正好在沏茶，水已经烧上了，用不了多长时间。请坐。”她说。她走进厨房，我在她的客厅里四处闲看。她摆了几张家人的照片、一只猫的照片、另一只猫的照片。她只有一张迈克的照片，不过那是她和迈克所在医院的其他工作人员的合影，迈克甚至都没站在她身边。她端着茶走回房间时，我还在端详那张照片。我把相框放回壁炉上，但我知道她看见了我在看那张照片。
“你要加糖吗？”她问，“牛奶？”
“不，”我说，“什么都不加。”
“我喜欢茶里带一点甜味。”她说。
“我喜欢甜品里含糖，”我说，“不过在其他时候我都尽量不吃糖。”
“你可真苗条。”她说。
“我一直努力保持身材，”我说，“但我内心深处其实有个怒火中烧的胖女人。”
“你是怎么把她装进去的？”这位第三者问我。
“你真幽默。”我说，“我没想到你是个幽默的人。”
“为什么？”她说。
“因为我也很幽默。”我说，“假如他需要幽默感，他完全可以留在家里。”
“我不是一直都这么幽默的。”她说，“过去我对他满心敬畏，不敢太幽默。”
“敬畏迈克？真有意思。”我说。
“这件事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有二十五岁，而他威信过人、事业有成。我自己也没想到他竟然会看中我。”
“你现在多大？”我问。
“今年三月刚满四十岁，”她说，“把茶包拿出来吧，茶叶泡太久会变苦的。”
我照做了。“十五年了。”我说。
“泡了十五年的茶叶，肯定会变苦的。”她说。
“我是说，你和迈克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我都感觉很糟糕，而另一半时间，我在纳闷自己的人生都去哪儿了。”她说。
“我明白，”我说，“不过你还年轻。”
“对，”她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至少处在中游，”她长长地望了我一眼，“你也是。”
“你不必故作体贴。”我说。
“我不是在故作体贴。我是想说，尽管表面看上去不太像，但阿维娃其实很幸运，这件事现在就公之于众，而不是十五年以后才曝光。她还有别的选择。”
我打了个喷嚏。
“上帝保佑，”她说，“你感冒了吗。”
“我不生病，”我说，“从不生病。”
我又打了个喷嚏。
“不过我很累。”我说。
她说她冰箱里还有些丸子鸡汤。“是我自己做的，”她说，“你在沙发上躺一会儿。”
我并不确定自己想不想让丈夫的情人给我做鸡汤，但我突然觉得疲惫不堪。她的公寓很小，不过温馨整洁。我心想，不知她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我想象她梳洗打扮，准备跟我丈夫约会的情形，为了他涂上口红，擦脂抹粉。我想象她年轻时一直盼着阿维娃长大，这样迈克就可以跟我离婚了。我为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悲哀。
她端来的汤盛在一个漂亮的代尔夫特蓝陶<a id="z10" href="#z10"><sup>【10】</sup></a>碗。
我喝了汤，立刻觉得有所好转。鼻子通了，喉咙也不再肿痛得厉害。
“你看，”她说，“鸡汤可不仅仅是老女人的鬼扯<a id="z11" href="#z11"><sup>【11】</sup></a>。”
“我讨厌这种说法，”我说，“老女人的鬼扯。”
“不好意思。”她说。
“没事，不怪你。我只是觉得仔细想想，这句话不仅尖刻，还充满了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难道‘老女人的鬼扯’就一定不可信，就没有科学根据吗？‘老女人的鬼扯’其实是在说，不必理会那个愚蠢的老女人说的话。”
“我从前没想到这层含义。”她说。
“我从前也没想到这层含义，直到后来自己变成了老女人。”
三个月之后，恐怖分子将两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阿维娃门就这样结束了。人们不再谈论这桩丑闻，新闻的车轮滚滚向前。
那年冬天，阿维娃大学毕业了。她在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大学办公室里接过了毕业证书。
那年春天，她申请了几份工作。她想继续在政府部门或者政治领域工作，可是在南佛罗里达，人人都对她有所耳闻，并且不是什么好名声。即便是没有听说过她的人，只要在谷歌一搜，这事也就泡汤了。她转变择业方向，在公关、市场营销领域找工作，以为这些行业的雇主不会像政府部门那么——我认为比较合适的说法是“把道德奉为圭臬”。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得承认，对于她当时的处境，现在的我比当时的我更有同情心。那时候我一心只想让她从家里搬出去，重整旗鼓，开始新的生活。
到了那年夏末，她彻底放弃了。我看见她的时候，她总是漂在家里的游泳池里，任由皮肤晒成深棕色。
“阿维娃，”我说，“你涂防晒霜了吗？”
“没有，妈妈，没事。”
“阿维娃，你这样会把皮肤晒坏的。”
“我不在乎。”她说。
“你应该在乎！”我说，“你只有这一身皮肤。”
“我不在乎。”她说。
她在读《哈利·波特》。我记得当时出版了四册，但我不太确定。我知道成人也会读《哈利·波特》，但我把这看成一种不好的预兆。那些书封面上画着卡通小巫师，在我看来太过幼稚。
“阿维娃，”我说，“既然你这么喜欢看书，要不要考虑申请读研究生？”
“哦，是吗？”她说，“谁愿意给我写推荐信呢？哪所学校不会到网上搜索我的背景呢？”
“那你可以申请法学院。很多背景复杂的人都去读法学院。我看过一个电视节目，一个被判了刑的杀人犯通过函授学习法学课程，想为自己翻案。”
“我又不是杀人犯。”她说，“我是个荡妇，这种罪名没法翻案。”
“你不能永远泡在游泳池里。”
“我不会永远泡在游泳池里，我要漂在游泳池里，而且等我读完第四遍《哈利·波特与密室》，就去洗个澡，然后读第四遍《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
“阿维娃。”我说。
“你自己的工作找得怎么样了？”阿维娃说。
我接下来做的事很不光彩。
真的很不光彩。
我之前从没打过孩子。我走进泳池，用腰带系住的夏季羊绒薄开衫沾了水，在我身边的池水里翻腾。我把浮床从她身下抽出来，《哈利·波特》和阿维娃一起掉进了游泳池。
“妈！”她尖叫起来。
“给我从这个该死的游泳池里出来！”我大喊。
《哈利·波特》沉到了水底，她手脚并用爬回浮床上，于是我再次把它从她身下抽开了。
“妈！你能不能别这么贱！”
我给了她一记耳光。
阿维娃的表情坚如磐石，但紧接着鼻头开始泛红，她哭了起来。
“对不起。”我说。我的确感到很抱歉，我想抱住她，她先是挣扎，但很快便任由我抱住她。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疯了，妈妈，”她说，“他真的爱过我，是不是？”
“是，”我说，“我想他可能真的爱过你。”
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她那时患上了抑郁症。
我到自己的母亲那里去寻求建议。
“你对待她更像是朋友，而不像个母亲。”妈妈说。
“好吧，”我说，“我怎么才能改变呢？”
“让她从家里搬出去。”她说。
“我不能那样做，”我说，“她到处受排挤。她没有钱，也没有工作。她靠什么生活？”
“她有手、有脚、有头脑。她会想出办法的，我向你保证。”
我不忍心那样对待阿维娃。
“别再为阿维娃担心了，”妈妈说，“多为你自己的生活留点心。总会有出路的，我向你保证，我的女儿。”
不过几个月以后，阿维娃真的搬走了。
她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也没有给我留下地址。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她每年会给我打一两次电话。我好像有了一个外孙女。没错，在我看来这是件伤心事。
我怎么能怪她不辞而别呢？她对南佛罗里达已经无可留恋。这里的人想法都跟那个糟糕的约会对象路易斯一样。他们听说过几则小报标题，毫未察觉自己津津乐道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没想过自己嚼舌根的对象是别人的宝贝女儿。
阿维娃离开几个月以后，我和迈克离了婚。这倒不代表我们是为了阿维娃才在一起的，不过少了阿维娃，我感觉不到自己与他有任何紧密的联系。身为阿维娃的父母，我不得不说，有机会改回自己的姓氏并不是坏事。
我时不时还会遇见迈克。他再婚了。不过，我必须补充一点，他没有跟那个第三者结婚。那个可怜的女人等啊等，却只等来了他跟别人结婚的消息，我为她抱不平甚至超过了自己。那位新妻子——我还能怎么说呢？她比我年轻，不过比我女儿年纪大，谢天谢地。
我该把莱文的事情告诉你吗？他还在国会里。我想他终于学会了如何在别人的女儿面前管好自己的下半身。真是个圣人君子啊！
11
妈妈八十五岁生日前一个月，疗养院给我打了个电话。妈妈被转移到了医院。她得了肺炎，可能连那一夜都挺不过去了。
我拨打了阿维娃的手机号码。她从不接听，但我还是拨了，一个机械的声音重复着她的号码。
“我是妈妈，”我说，“要是你还想在外婆去世前见她一面，那你最好赶紧乘飞机回南佛罗里达。给我回个电话。”
我坐在大厅里等她回电话。等着等着就睡着了，醒来时梅米正坐在我身边。
“我有个好消息！”她说，“我们可以在博卡拉顿艺术博物馆举办生日宴会。原本租用他们的花园办婚礼的那伙人取消了！”
我说：“梅米，你是在开玩笑吗？妈妈现在全靠仪器维持生命，她可能会死的。”
“她能挺过来，”梅米说，“她总是能挺过来。”
“不，梅米，”我说，“她可能挺不过来了。她八十四岁了，总有一天她会挺不过来的。”
“你可真犟，瑞秋·夏皮罗。”梅米说。
“如果你想说我是个务实的人，没错，我猜我的确很‘犟’。”我说。
“做好最坏的打算，并不代表最坏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梅米说。
神奇的是，居然被梅米说中了。妈妈的确挺过了这一关，我们在博卡拉顿艺术博物馆举办了生日宴会。八十五岁生日会上的妈妈高兴得像个五岁的孩子。
“博物馆。”她说。
“艺术。”她说。
“太好了。”她说。
“瑞秋。”她说。
“阿维娃。”她说。
我觉得她说的是这些词。
我把妈妈送上疗养院的小货车，正在往停车场走，忽然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是糟糕的约会对象路易斯，他带着儿子和儿媳一起参观艺术馆。
“瑞秋·夏皮罗，”他说，“我一直希望能再次遇见你。我想对你说：倘若我知道那个阿维娃就是你的女儿，我绝不会说出那样的话。”
“你终于开窍了。”我说。
“我没有，”他说，“我是个傻瓜。我到教堂参加妥拉节的庆典，在那里遇到了罗兹·霍洛维茨，我们聊天时发现她和你是好朋友，所以我问她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她告诉我的。”
“罗兹和我已经不再是好朋友了。”我说。
“哼，我不太相信，”他说，“朋友之间有些小波折是常事。”
“罗兹去教堂了？”
“她过得不太好，”他说，“她丈夫去世了。”
“那个玻璃商人死了？”我说。
“突发心脏病。”他说。
“可怜的罗兹，”我说，“我一定得给她打个电话。”
他说：“我喜欢上一个人就会紧张，一紧张我就会说个不停。我当时是想在你面前卖弄一下见识，显得自己风趣幽默、脑筋灵活。真不好意思，我弄巧成拙了。我知道我这个人看上去挺健谈的，但我其实是个害羞的人。”
我才不在乎。
“很显然，”他说，“我并不认识你女儿。我只知道电视上的故事，但我并不了解她。我们谈起那个话题纯属倒霉，就是这么简单。”
“那不是碰巧倒霉，”我说，“是你问起了我的孩子。”
他无法反驳。
我接着说：“假如阿维娃不是我的女儿呢？你难道就可以那样议论别人的女儿吗？莱文当时是个成年人，又是参加竞选的公众人物，而我女儿只是个坠入爱河的傻丫头。结果他逍遥自在，我女儿却成了街头巷尾的话柄。即便这件事过去了十五年，凭什么她就活该成为一个老头儿相亲时的谈资？”
“真对不起，”他说，“我知道现在是越描越黑。我真希望能时光倒流，回到我们约会那天，倒带重来。”
“早就没什么磁带了，路易斯。如今只有二进制的电子数据，而这些东西永远都不会消失。”
“你思维敏捷，又很有锐气，”路易斯说，“我喜欢有锐气的女人。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年纪，难道不应该再试一次，再给彼此一个机会吗？”
“我一个人生活已经很长时间了，”我说，“继续一个人生活也很好。”
“即便是这样，”他说，“我觉得我们可以比‘很好’更好。”
“我觉得‘很好’就很好。”
“你可真犟。”他说。
我告诉他，我的阿姨也说过一样的话。
“我喜欢倔强的人，”他说，“拜托，我们再试一次。”
仅仅因为我是个六十四岁的女人，人们就觉得我随便跟什么人在一起都应该知足。可我宁愿独居，也不愿委身于那个浑蛋玻璃商人——愿他安息——或者那个侮辱我女儿的话痨。
有一件事很有趣。妈妈把一只耳环落在了艺术馆。妈妈自己都没发现丢了耳环，不过生日会结束几个星期以后，艺术馆的一位解说员打来电话说，我好像捡到了你母亲的耳环。她描述了耳环的样子——绿宝石、蛋白石、玉石和钻石，切割镶嵌成葡萄和叶子的样式。我问她怎么知道那是妈妈的耳环，解说员说：“你知道吗？你母亲过去常在幸存者纪念日到我的高中做演讲。她曾说过她的父亲是一位珠宝匠人，我记得他姓贝恩海姆，这枚耳环背面就写着贝恩海姆。”
“这样的小事，你竟然还记得！”我说。
“我很喜欢你母亲来演讲。她的演讲让人印象很深。”她说。
普拉提课程结束后，我开车到艺术馆去，却到处都找不到那位解说员，于是我就在艺术馆里闲逛了一阵，正好遇到一群高年级小学生正在上课。一位老人——其实就是我的同龄人——正在教孩子们自制雕版印刷。他教他们在木头上雕刻简单的图案，再把木头放在装满油墨的托盘里蘸一蘸，然后用滚轮在纸上滚。整个过程十分凌乱，而我一向不喜欢邋邋遢遢的事物。那个人没戴手套——在我看来简直是疯了——所以他手上沾满了油墨。他长着一双绿眼睛，铁锈色的络腮胡，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非常有耐心。那人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我能帮你吗？”
“不，”我说，“我来见一个人，但是找不到她。我只是想看看你工作。”
他耸耸肩：“你喜欢就留下看吧。”
于是我在最后一排坐下，说实话，看那个人陪孩子们印油墨的过程非常舒缓。油墨散发出好闻的药味。我喜欢木版在托盘里发出有节奏的唰唰声，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孩子们聚精会神完成作品时的轻声哼唱。在我仍是教育工作者的时候，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事物之一。
孩子们离开后，那个人说：“你想试试吗？”
我说：“我穿了白衣服，不该弄这个。”
他说：“那就以后再试。”
他在水池里洗了手，但是油墨没法完全洗净。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他是谁——那个指甲脏兮兮的安德鲁。他竟然是个艺术家！他说过他是艺术家吗？我也说不上来，因为我当时被他的指甲搞得太分心了。不过如今知道那些污渍其实是油墨，它们给人的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安德鲁。”我说。
“瑞秋。”他说。
“我之前没认出你。”
“我一下就认出你了。”
“你想起了我的照片，然后又加了十岁。”我开玩笑说。
“我那样说太过分了。”他说。
“嗨，没事，我脸皮厚着呢，”我说，“而且，我不是故意要做表面功夫的。而是，唉，这么说有些难为情，但我是真的没留意那张照片有多老。你知道的，有时2004年给人的感觉并不像是很久以前。”
“说真的，我太过分了。在那之前我约见过不少人，但是都没了下文，所以我最后把气撒在了你身上，”他说，“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一旦孩子长大成人，自己对时间就没什么概念了。你有孩子吗？我不记得你说起过。”
“有一个，”我说，“我女儿，叫阿维娃。”
“阿维娃，”他说，“真是个美丽的名字，给我讲讲阿维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