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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虾？妈妈，你怎么了？”阿维娃说。
“不要告诉你外婆，不过我拒绝信奉不许我吃龙虾的神。”我说。
她笑了：“好吧，好，我会过来的。”
我们在一起住了大约四天，她忽然说：“过去的一年就像一场梦，好像是我着了魔，而现在这个魔咒终于解除了。”
“我为你感到高兴。”我说。
“不过，”她说，“有时我依然会怀念着魔的感觉。”
“但你不再和他见面了吧？”
“不，”她说，“当然不见，”她更正道，“我是说，我不再私下和他见面，只在工作上和他打交道。”
她仍然在为国会议员工作，这不禁让我对她刮目相看。“你会不会很为难？”我问，“经常与他见面，但却不再和他交往？”
“我很少见到他，”她说，“我的地位没那么高，何况如今我在他心里的地位也没那么高了。”
8
《卡美洛》事件过去几天以后，罗兹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可不可以把《艾德温·德鲁德之谜》的票转让给她。她妹妹要来看望她，他们三人同去，岂不正好？我说好，因为没人想看音乐剧版的《艾德温·德鲁德之谜》，剧场的套票总免不了混进几部并不好看的剧目。她说要把票钱给我，我说我不会要你的钱，罗兹·霍洛维茨，我正巴不得自己不用去看《艾德温·德鲁德之谜》呢！
罗兹干笑几声，然后说：“唉，瑞秋，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
她还没开口，我已经知道她要说什么了。我知道，那位胳膊肘先生一定颠倒了黑白，告诉她是我想向他献吻。他这么做是想先下手为强。我本该给她打个电话，可是站在我的角度说话，谁会想到别人的婚姻里去蹚浑水呢？尽管已经猜到他的招数，我仍然不知该如何应对。她不是全世界第一个嫁给出轨浑蛋的女人，这种事情任何人都有可能撞上。难道我想让好朋友在这个年纪离婚？难道我希望她继续为网络头像发愁，梳妆打扮，把自己硬挤进塑形内衣，去跟一个又一个老男人相亲？不，我不希望她那样。
“罗兹，”我说，“罗兹，亲爱的，我想你误会了。”
“他说你想给他——”她压低声音，愤怒地低声说，“打手枪，瑞秋。”
“打手枪？罗兹，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向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究竟为什么要编出打手枪这回事？这人到底有什么毛病？
“我知道你很寂寞，瑞秋，”罗兹说，“可是从1992年起你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而我了解你这个人。你很寂寞，而且你自以为是，爱管闲事，所以我相信他。”
我说：“我绝不会为了他而背叛你——我们同甘共苦，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为了区区一个玻璃经销商？永远不可能。”
罗兹说：“瑞秋，别说了。”
于是我没有再说。
我已经六十四岁了，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9
到了那年秋天，阿维娃回到迈阿密大学，决定不在学校里住，而是搬进了位于椰林区的一幢小公寓。我们一起布置她的小窝，其乐融融。我们选的是“清新复古风”，从慈善商店买来木制家具，用砂纸打磨做旧，涂成奶油色，买来带有花卉图案的褪色床单，又从旧货店买了一床米色的被子。我们找来一个青绿色的大碗，往里面装满贝壳，还准备了栀子花和薰衣草味的大豆蜡烛。我们把墙壁刷成白色，挂上半透明的薄纱窗帘，又歪打正着买到了一把韦格纳设计的法式Y椅，是白桦木的真品——那时五十年代的家居风格尚未风靡，我记得我们只花35美金就买下了它。我最后买的一件东西是一株白色的兰花。
“妈妈，”她说，“我会把它养死的。”
“只要别浇太多水就好了。”我说。
“我养不好花草。”她说。
“你才二十一岁，”我说，“还不知道自己什么能做好、什么做不好呢。”
这个小房子太美好了，一切都很完美，留白也恰到好处，我还记得自己暗地希望能搬去和她同住。我甚至有点嫉妒阿维娃，她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布置公寓。
那是我们母女关系中的一段快乐时光，那段时间我自己的生活也很舒心。董事会最终决定不再另寻新校长，于是我成了博卡拉顿犹太学校的正式校长。大家为我举办了一场鸡尾酒会，准备的点心是烟熏三文鱼吐司，不巧的是三文鱼不新鲜，我当时没吃三文鱼，可吃了的人后来都恶心反胃。我当时并没把这当作一个兆头。
罗兹请我吃饭，庆祝我的四十九岁生日。她说我看上去气色非常好，问我最近在忙什么。
我说：“我最近很开心。”
“有空我也要试一试。”她说。
不知为什么——或许是红酒喝得太多的缘故——我哭了起来。
“瑞秋，”罗兹说，“我的天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正相反，”我说，“我以为会出事，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我太庆幸了。”
“你不用强迫自己全都告诉我，”罗兹一边说，一边给我又倒了一杯红酒，“是你身体出了问题吗，还是迈克的身体？是不是你发现了肿块什么的？”
“不，不是那些事。”
“是阿维娃？”罗兹说。
“对，是跟阿维娃有关。”
“你想和我说说吗？要是你不想说也没关系。”她说。
“罗兹，”我说，“之前她跟一个有妇之夫有染，现在终于结束了。全都结束了，谢天谢地。”
“嗨，瑞秋，这不是什么大事。她还年轻，年轻人就是有做错事的特权嘛。”
我垂下目光：“这不仅仅是婚外情的问题，重点是对方是谁。”
“是谁，瑞秋？”她说，“要是你不想说也没关系。”
我附在她耳边悄悄说出了那个名字。
“阿维娃真是好样的！”
“罗兹！”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他有家室，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大，而且还是她的上司！”
“起码他长得不难看，”罗兹说，“再说我们过去也常开玩笑，说他是我们会纵情约会的对象，你还记得吗？”
我怎么可能忘记呢？
“你说阿维娃会不会是听见了我们的谈话？”罗兹说。
“我也不知道。”我说。
“他那个老婆啊，”罗兹这时已经微醺，“我要更正一下，他才是捡了大便宜。阿维娃是个可人儿，他们俩在一起会生出多么漂亮的宝宝啊！”
“好了，都过去了，”我说，“谢天谢地，没有宝宝。”
10
我想首先说明，这起事故既不怪阿维娃，也不怪莱文议员。
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八旬老太拿着失效的驾照开车上路，左转时没仔细看，一头撞上了议员的雷克萨斯轿车。老妇人不幸死亡，于是人们对车祸展开了调查。调查不仅查出了老妇人是过错方，也查出了我的女儿与国会众议员有染——出事时她正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这就是阿维娃·格罗斯曼在南佛罗里达被推上风口浪尖的缘起——阿维娃门。
不过我扯远了。
在阿维娃门爆发前，这件事还没有名字的时候，我们都在静待事态进展。我们等的是这件事最终会不会酝酿成型，或者更确切地说，阿维娃会不会成为这故事当中的一个人物。当时有过一段短暂而美好的时期，她只是与众议员同乘一辆车的“不知名女实习生”。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会不会被公之于众，我相信莱文议员也曾努力不让阿维娃牵涉其中——尽管这个人德行有失，但是心肠不坏。不幸的是，公众对这件事的关注愈演愈烈，对我女儿的保护远非议员力所能及。不把当晚与议员同行之人的身份查清，公众决不罢休。
阿维娃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她父亲，一直拖到了警察把她的名字公之于众的前一天。那天议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说警察即将公布她的身份。我说我可以替她告诉迈克，但她说想亲自告诉他——她的勇气值得称赞。
我们带迈克去了一家清静的饭店，那里过去是大桥宾馆，如今变成了一家希尔顿酒店。我和罗兹常开玩笑，说世间万物最后都会变成希尔顿酒店。那是我们全家最爱去的饭店之一，主要是为了欣赏近岸内航道的景致和来往船只，食物倒是平平无奇，无非是游泳池畔的常见点心，聚会吃的三明治、薯条，诸如此类。
阿维娃点了一份科布沙拉，一口没动。后来为了把这顿饭拖得更长，她又点了一杯咖啡，仍然一口没动。我们漫天闲聊：我的工作、阿维娃的课业、迈克的工作，我们没有谈到莱文议员，不过那个事件早已微妙地悬浮在我们之间——阿维娃的名字尚未卷入其中，但迈克对那些街谈巷议本就不感兴趣。所以我们聊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题，时间也过得飞快。我知道迈克打算回办公室，我考虑过要不要催促阿维娃，最终还是决定按兵不动。这毕竟不是我的秘密。
迈克核对账单时给我们讲了个故事，与他几年前做过心脏手术的一位女患者有关。“六十一岁，四处冠脉搭桥，”他说，“没有并发症，但是康复花了很长时间。总之手术大约一年以后，她正在陪孙女玩，忽然随手用橡皮泥给家里的腊肠狗捏了个惟妙惟肖的泥像。”
“橡皮泥！”阿维娃的语气热情得有点假。
“是啊！谁能想到呢？然后她孙女说：‘多蒂，再做一个。’于是多蒂又给孙女捏了个像，又捏了自己小时候住的房子——那栋房子在扬克斯，她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了。到这会儿，全家人都围过来看她捏东西，多蒂的儿子说：‘或许我们应该把你送到雕塑工作室去，妈妈。’得心脏病之前她从来不是搞艺术的料，不懂透视法，连火柴人也画不好，现在她却能做出栩栩如生的立体半身像，大理石、陶土，什么材料她都能做。她为所有亲朋好友都做了塑像，还做了几尊名人塑像。她做得特别好，这件事很快就被当地媒体知道了，大家都管她叫雕塑界的摩西奶奶。现在多蒂已经开始接受委托创作了，为城市、公众场地和庆典活动做雕像，每件作品都能赚几千美元。”
“你应该抽些提成，”我说，“这可多亏了你。”
“我倒不会狮子大开口，不过现在她正在为我做一尊半身像，”迈克说，“免费的。”
“你可以把它放在办公室接待处，”我说，“就叫‘伟人的头像’。”
“依你看，为什么会这样？”阿维娃问。
“疏通了心脏，增进血液流动，大脑的机能就会提升。说不定是大脑机能提升以后创造出了新的神经通路，发掘出前所未有的才能。谁知道呢？”迈克说。
“人心真是神秘。”我说。
“那纯属胡说，瑞秋，”迈克说，“人心可以解释得一清二楚，要我说，真正神秘的是大脑。”
“你能把人心解释得一清二楚，”我说，“我们可是什么都不懂。”
迈克在收据上签了字。
“爸爸。”阿维娃说。
“嗯？”迈克抬起头。
她在他脸上亲了一口，说：“我爱你。”
“我也爱你。”迈克说。
“对不起。”阿维娃哭了起来。
“阿维娃，怎么了？”迈克坐回桌边，“出什么事了？”
“我闯祸了。”她说。
“不论出了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补救。”他说。
“这件事没法补救。”她说。
“任何事情都能补救。”
阿维娃回到了迈阿密，迈克取消了那天剩下的所有日程安排，跟我开车回家进行无谓的争吵。
“我猜你早就知道这件事了。”他说。
我叹了口气：“我有过疑心，我的确有所怀疑。”
“既然你有所怀疑，”迈克说，“那你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
“我试过了。”我说。
“光是试过根本不够！”
“她是个大人了，迈克。我又不能把她锁在房间里。”
“我一直以为，你再不济还算是个称职的母亲。”迈克说。
他吵起架来一向是浑蛋，这也是我对这段婚姻毫无留恋的原因之一。
“你怎么能纵容她做这种伤风败俗的事？”迈克说。
“说得好像你自己是个道德模范似的！”我轻声说。
“什么？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两个互相攻击一点儿用也没有。得赶紧想个对策才行。”
“除了给她找个律师，等这件事平息，还能怎么办？”迈克说。
“我们必须支持女儿。”我说。
“这不是废话吗，”迈克双手拄着头说，“她怎么能这么对我们呢？”
“我猜她当时并没考虑到我们。”我说。
“你在她这个年纪会做出这种事吗？”
“不会，”我说，“而且我在议员那个年纪也不会做出他那样的事。我绝对不会跟与我女儿年龄相仿的下属睡在一起。你呢？”
他没回答，而是在翻电话本：“我给无数个律师做过手术，这其中怎么也该有一个厉害的。”
阿维娃和议员先生都宣称这段婚外情早已经结束，阿维娃对我也是这么说的，但我并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可能事情的确如他所说，他当时只是顺路捎实习生回家（但我要说，车祸发生时他们行驶的路线既不通往她在椰林区的公寓，也不通往我们在茂林会所的房子），那位老妇人左转弯时阿维娃也在车里，这不过是个巧合。
有时候，一则新闻就能激发一整片地区居民的想象力，国会众议员和我女儿的花边新闻也是如此。我可以向你详细解说这件事愈演愈烈的过程，不过，即便你不住在南佛罗里达，相信你也会对类似的事情有所耳闻。这件事的发展跟其他花边新闻别无二致。
议员和艾伯丝参加了一档电视新闻节目，他们说，这桩婚外情发生恰逢他们婚姻危机。他们说，如今他们已经度过了那段危机。他们手拉着手，他眼含泪水，但并没有哭；她则说自己已经抛却前嫌，说婚姻终究是人间烟火，而非童话故事，凡此种种。我记得她穿了一件不合身的紫色粗呢外套——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由于这一年要参加竞选，议员的竞选团队不遗余力地想把他跟阿维娃划清界限。她被刻画成了洛丽塔似的实习生、莱温斯基第二，被人扣上各种帽子，都是“荡妇”的同义词。
阿维娃的博客更帮了倒忙，因为里面详细记录了那几个月她为国会议员工作的经历。当时是2000年，当我得知阿维娃在写博客的时候，我连“博客”是什么都不知道。“博客？”我对阿维娃吐出这个陌生的词，“那是什么？”
“就是网络日志，妈妈。”阿维娃说。
“网络日志，”我重复道，“什么是网络日志？”
“就是日记，”阿维娃说，“是写在网上的日记。”
“为什么有人要这样写日记？”我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写日记？”
“都是匿名的。我从不用真名，而且没出事以前我只有两三个读者。我想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好理清头绪。”她说。
“那你倒是买个日记本啊，阿维娃！”
“我喜欢打字，”她说，“而且我写字不好看。”
“那你就在电脑里建个文件夹，存一份文档，起个名字叫‘阿维娃的日记本.doc’。”
“我知道，妈妈。我知道。”
阿维娃的博客叫“只是个普通国会实习生的博客”。正如她所说，她没有用他或是自己的真名，可即便这样，人们还是猜到了作者。一时间，破译阿维娃的博客成了风靡南佛罗里达的消遣方式。她也曾试过删除博文，却删不干净。这个博客就像个杀不死的僵尸，她这边删掉了博文，它们又在那边冒了出来。时至今日，若你仔细搜寻，兴许还能在互联网的某个角落发现它。说实话，我也读了她的博客——至少是其中的绝大部分。有些内容我只是一扫而过，不过说实话，除了那些香艳的部分以外，这其实是个很乏味的博客，即使是那些香艳的内容，也并未给我带来丝毫欢愉，那感觉就像我和罗兹所在的读书会组织阅读《O的故事》一样。
由于媒体时常骚扰她的同学，阿维娃不得不暂时从迈阿密大学休学。
她搬回家中，默默等待事情平息的那一天。
回想起那段时间，我必须承认，茂林会所的门禁系统功不可没。媒体没法在我家门口的草坪上设伏，便只好在大门外蹲守，等着我们出门。罗兹一直给我们送吃的，餐食之丰富，仿佛我家有病重或过世的亲友一般——面丸子汤、或甜或咸的糕点、黑麦面包做的牛舌三明治、整条的哈拉面包、百吉圈、冷熏三文鱼、鲱鱼和节日时才吃的三角糕。
说起三角糕，我还有一个小故事要讲。离学年结束还有一个星期时，巴尼拉比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递给我一个无花果馅的三角糕。“瑞秋，吃块三角糕吧。”他说。
“不用了，谢谢。”我说。我一向不爱吃三角糕，因为我总觉得里面的水果馅料不够足，饼干的部分又太干。
“别客气，瑞秋，拿着吧。我母亲每年会烤两次三角糕，她为这件事总要忙前忙后。她有独家食谱，而且她现在得了肺癌，这很可能是哈莉特·格林鲍姆做的最后一批拿手三角糕了。”
我向他慷慨的馈赠表示感谢，但我说这块三角糕送给我就是浪费，并且把自己对三角糕的看法告诉了他。但他还是坚持要我收下，于是我接过来咬了一口，说实话，它真的非常美味。水果馅料很足，而且一点也不干。她肯定用掉了一整块黄油。三角糕又香又甜，我几乎忍不住快要呻吟出声了。
“瑞秋，”他说，“我们希望你能主动辞职。”
我嘴里正嚼着三角糕，急需要一杯饮料，但是并没人给我递饮料。我嚼了差不多二十下，才把三角糕咽下去。“为什么？”我问。其实我心知肚明这是为什么，不过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一定要听他亲口说出来。
“阿维娃的丑闻，这对我们影响不好。”
“可是，拉比，”我说，“卷进丑闻的人又不是我，是我女儿。她已经成年了，是个独立于我存在的成人。我没法控制她的行为。”
“我很抱歉，瑞秋。我同意你的意见。问题不在于阿维娃的桃色新闻，而是那次筹款活动。董事会觉得你在去年为议员先生举办的筹款活动有损你的声誉，看上去不太恰当。”
“我当时对这件事并不知情！”我说，“再说筹款活动又不是我牵的头。你要记住，我当时并不想牵扯进去。”
“我记得，而且我也相信你，瑞秋。我相信你，但在外人看来就是这样。”
“我为这所学校奉献了十二年的人生。”我说。
“我知道，”拉比说，“这件事很倒霉。我们希望你的离开不会兴师动众，你可以说自己想辞职是为了多陪伴家人，你今年经历了这么多事，换成谁都会理解的。”
“我才不说！”我说，“我不会撒谎的！”我手里还剩下半块三角糕，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扔在拉比脸上。费舍那个傻瓜去年朝我扔了一个奶油巧克力双色派，我突然在想，学校是不是有这样的传统，每一任校长离职时都会气得扔糕点。
“有什么好笑的吗？”拉比问。
“一切都很滑稽可笑。”我说。
“好吧，你回去睡一觉，好好考虑一下。”
“我不需要考虑。”
“好好考虑一下，瑞秋。我们不想主动解雇你，因为谁也不想引起更多的丑闻。要是你主动辞职，起码还可以在别处找到工作。”
考虑了一夜，我辞职了。
我收拾完办公桌，开车穿过城区，来到国王大道上一幢低矮的粉红色公寓楼，按响了M.崔的门铃。一个女人的声音问我是谁，我说是送货员，那女人说她没有什么货要收，我说送来的是花，那女人问是谁送的花，我说是格罗斯曼医生，那女人便开门让我进去。
我爬上楼梯，M.崔已经打开了门。她穿着护士服——不是性感的护士服套装，而是带荧光色几何图案的蓝色工作服。
我丈夫的情人说：“你好，瑞秋。我猜迈克并没有给我送花。”
我说：“迈克不是那种会送花的男人。”
“对。”她说。
我说：“我今天被炒了。”
她说：“真抱歉。”
我说：“今年过得很糟糕。”
她说：“我对一切都感到很抱歉。阿维娃的事，还有其他的事情。”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我说，“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你想喝杯茶吗？”她说。
“不想。”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