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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一直没有打电话来，我想，也许她想独自处理这件事，或许这就是成熟的标志吧。我知道犹太母亲素有专断的名声——正如前文所说，我是菲利普·罗斯的忠实读者——或许我身上的确带有这样的特征。不过说实话，我过去不是那样的人，现在也不是。我有一份充实的工作，也有朋友。我固然深爱我的女儿，但她并不是我生活的全部。
所以我决定交由她自己处理。我买了些瑰珀翠的薰衣草味护手霜寄给她——她最喜欢薰衣草，别的就再没什么了。
我一直没有阿维娃的消息，连一句谢谢也没听见。不过那件事过去一个星期之后，我倒是接到了乔治的电话。“好了，瑞秋，”他说，“夏天就要到了。如果我们想在这个学年结束之前办活动，就应该尽快开始。”
“艾伯丝没跟你说吗？”我说。
“哎呀，”他说，“你该不会是反悔了吧？”
“不是这样的，”我说，“而是……唉，有可能是我理解错了，我以为艾伯丝觉得这次筹款活动并不是个好主意。”
“不会的，我今天早晨刚跟她谈过，”乔治说，“她完全赞成。她说她对这次活动干劲十足。”
“干劲十足？”我说，“艾伯丝说她干劲十足？”
“我不确定她原话是不是这么说的。等一下，瑞秋——好的，我马上就打完了，”乔治对另一个房间的人高声说，“今天这里乱哄哄的。”他向我道歉。
“有什么新鲜事吗？”
“这里总是乱哄哄的。那么，瑞秋，只要你还想办，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拒绝。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当时糊涂了。这就像你在跟人通电话，信号突然变差了，一开始，你假装自己还能听见，指望手机信号能够自己变好，不要让对方发现他在过去五分钟里说的话你一句也没听见。为什么不直接说“我听不见你说什么”呢？有什么好难为情的？
“我想办，”我说，“但我必须跟董事会请示一下。”当然了，我压根没打算请示董事会。他们绝不可能同意我在学校举办政治筹款活动。在博卡拉顿犹太学校，政治就是颗地雷。老天保佑，莱文可千万别提起总理拉宾遇刺之类的事情！
“好，当然可以。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四怎么样？五月十一日。”
“五月十一日。”我重复了一遍，假装在日历上做了个标记。过几天我会给乔治打电话，就说董事会不愿意批准政治性的筹款活动，事情也就了结了。
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艾伯丝的所作所为和阿维娃的沉默。
我给阿维娃打了个电话，问她最近怎么样，有没有收到我的护手霜。
“有点稀，”她说，“那支护手霜。我猜你上次买完以后他们把配方改了。”
“不是，”我说，“我上次买的是护手霜，那个比较浓稠。这次我买的是身体乳。”
“我们还没分手，”她说，“我知道你真正想问的是这件事。”
我的确想问这件事，但我也想知道艾伯丝究竟有没有跟议员沟通过：“阿维娃，要是他妻子发现了，你该怎么办呢？”
“她怎么可能发现？”阿维娃说，“谁会告诉她？”
“人们的眼睛可都盯着国会议员呢，”我说，“他可是公众人物。”
“我很谨慎，”阿维娃说，“我们两个都很谨慎。”
“我想让你跟不需要谨慎相处的男人在一起。”我说。
“妈妈，他和别人不一样。为了他，即便这么做也值得。他——”
“他年龄比你大太多了，阿维娃。他有家室。他有孩子。我没想到把你养这么大，你竟然这么缺乏判断力。”
“这些话我们还要重复多少次？”阿维娃说。
“我想不通他是怎么看上你的。”我说。
“好啊，妈妈。他这样的男人看上我这样的女孩，难道让人很难以置信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他是个成年人，阿维娃。他跟我同龄。你们两个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呢？”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想给你打电话。”
“万一她真的发现了呢？你会结束这段感情吗？他会吗？”
“我不知道，”她说，“再见，妈妈。”
“阿维娃，我——”我听见了她挂断电话的声音。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学校董事会的主席——巴尼拉比门也没敲就冲进了我的办公室。
“我们为国会众议员莱文举办的筹款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个叫乔治·罗德里格斯的人说他跟你沟通过了。”
过去的一个星期里，乔治给我留了三通留言，我都没睬他——这的确是我的错。做乔治这一行的人对于被人放鸽子早已经见怪不怪，也习惯了竭尽所能争取他人的注意力，所以他自然会越过我，直接去找我的上司。
我笑了笑，想为自己争取一点时间：“嗨，没什么。你也知道那些政客有多缠人，他们永远在筹钱。我跟艾伯丝·莱文见面只是为了给她面子——她住在茂林会所时和我是邻居，所以实在推脱不掉——我好像没和你说过，阿维娃现在在议员手下工作。”
“乔治·罗德里格斯可不是这么说的。乔治说是你给他们出了犹太裔领导人之夜的点子，现在这件事已经被排进议员先生的公众日程表了。”
“不可能，”我说，“我特地没有给他们任何明确的答复。我跟他们讨论这件事，完全是出于客气。”
“这些政治人物，”巴尼拉比叹了口气，“唉，媒体已经听说了这件事。依我看，我们是不能脱身了。”
有什么不能的？“为什么不能？”我说。
“要是我们取消活动，在外人看来就是：我们过去支持莱文，而现在不再支持他了。我们既不想表露出对他的支持，也不想表露出不支持他的态度。现在的境地进退两难，瑞秋。这件事我不怪你，但是你跟人见面千万要小心，你现在毕竟是博卡拉顿犹太学校的校长。”
他分明就是在怪我。我多少有些不服气。按照我的描述，这件事并不是我的错。当然了，事实并不像我的描述那样——而且这件事千真万确是我的错——可是他并不知情啊。
巴尼拉比吩咐我筹备这件事，但是要尽量低调。“我们尽量都保住自己的饭碗，瑞秋。”他这样说。
巴尼拉比一走，我马上给乔治打了个电话。
“我都有点伤心了。我还以为你是故意避着我不见呢。”他说。
当天晚上，阿维娃给我打了个电话。“你到底想干什么？”她对我大喊。
“我从小是怎么教育你的，你眼里怎么只有自己？”我说，“地球不是围着你转的。议员他搞出这档事来，你以为我想在自己的学校办这场筹款吗？这件事与我无关。”
“那你为什么要给议员办公室打电话？”
“不是这样的，阿维娃，”我真希望老天能一个炸雷劈死我，我这辈子从没撒过这么大的谎，“我几个月以前给他们打过电话，那时你还没开始为莱文工作。学校里有人出了个主意，要举办一个犹太裔领导人之夜，是校方让我给莱文打电话的，因为我认识他，因为你爸爸给他母亲做过手术，因为莱文是我认识的最有前途的犹太人。这仅仅是个巧合而已，亲爱的。或许把它办成筹款活动是艾伯丝的主意？总之不是我起的头。”
“那你就叫停，”她说，“你是校长，你有叫停的权力。没有你的批准，学校什么活动也办不成。”
“事情没那么简单，”我说，“他的团队已经把这项活动排进了他的日程，听说是个叫乔治的人？”
“对，乔治·罗德里格斯。他负责筹款。”
“看来你认识他，这样正好。这个叫乔治的家伙越过我，直接联系了巴尼拉比。我看现在整个活动已经跟政治挂上了钩，我也无能为力了。”
我能听见阿维娃的呼吸声，但她没有挂断电话。
“那好，妈妈，”她说，“我相信你。但你要向我保证，你不会把——”她压低了声音，“把我谈恋爱的事情告诉任何人。请你向我保证你不会跟议员或是他妻子说话。”
“阿维娃，天啊，我当然不会。我绝不会提起你的地下恋情，但我必须得跟他们说话。不让我和他们说话，这不现实，我们以前毕竟是邻居。”
阿维娃开始抽泣。
“阿维娃，怎么了？”
“对不起，”她语气中的强悍消失了，说道，“我好累……我很想你……我才二十岁，可我感觉自己苍老极了……妈妈……我可能应该做个了断了。我知道你说得有道理，可我就是不知该怎么开口。”
我不由得心花怒放，若能有这样的结局，我之前说过的种种谎言也算值了。哪怕我为这个破筹款活动丢了饭碗，只要能让女儿回心转意，保全她的名声，也算值了。“你是想听听我的建议吗？”我不想惊动她，含蓄地问道。
“是，”她说，“求求你了。”
“跟他心平气和地谈一谈。告诉他，你们共处的这段日子你觉得很幸福，但以你们当下的处境，并不适合继续发展这桩地下恋情。”
“对。”她说。
“告诉他他的生活很复杂，你可以理解。告诉他你还年轻，不能就这样被一个人拴牢。告诉他这个学年的末尾正是你们重新考虑这件事的好机会。事实的确如此，阿维娃。”
阿维娃又抽泣了起来。
“怎么了，亲爱的？”
“我再也不会遇到像他一样优秀的男人了。”
我用力咬住自己的舌尖，直到嘴里漫出鲜血的味道。我对她隐瞒了那么多！
倘若我撰写一部回忆录，那么书名一定是《瑞秋·夏皮罗：我所隐瞒的那些事！》。
7
我上一次见到亚伦·莱文已是六年前的事，我发现他的黑色卷发中间已经有一小块变秃了。
阿维娃自然也在。博卡拉顿犹太学校举办的犹太裔领导人之夜——这次活动备受关注，而她既为议员先生工作，又是我的女儿，她怎么可能不参加呢？她身上的盛蔷西装正是我跟艾伯丝见面时买的那一套——她从我衣柜里拿走了，我竟然毫无察觉。西装穿在她身上，胸部绷得有些紧，尽管如此，她看上去依旧像个小女孩。我不知道她究竟有没有跟他分手，抑或是他向她提出分手。
议员先生热情地向我打招呼：“瑞秋·格罗斯曼，你气色真好。多谢你组织了这次活动，今晚的活动一定会非常成功。”都是些政客说的废话。
“我很乐意帮忙。”我说。有教养的人都是这样处事的。
看他的举止，丝毫看不出他和我的女儿有一腿。不过，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应该有怎样的举止。他怎么做才能让我不反感呢？我带着他和他的一名助手来到礼堂后面的更衣室。几名学生要致辞，谈谈犹太裔领导人对于他们的意义，然后由议员登台演讲，并为最具领导人潜力的毕业生颁发一小笔奖金。一个星期前，我想出了这个发奖金的法子，好让整个活动看起来更加逼真。
议员的助手出去接了个电话，因此我和议员有了一段独处的时间。他与我四目相对——他的目光清澈、柔和而真诚，他说：“阿维娃真是太棒了。”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不好意思，我没听清。”
“阿维娃真是太棒了。”他重复了一遍。
我想到了几种可能性。
1．他并不知道我知道他的地下恋情。
2．他明知我知道他的地下恋情，而这句话是个令人作呕的性暗示。
3．他的确知道我知道他的地下恋情，但阿维娃的工作真的很出色。
或许还有其他的可能，但当时我只想到了这些。这三种可能无一例外地都让我很想抽他一个耳光，但我并没有那样做。如果阿维娃已经跟他分手了，我抽他又有什么用呢？
“是吗。”我说。我知道自己不冷不热的回答让他有些泄气。他这种人的性格很需要别人的喜爱。
“迈克医生还好吗？”他问。
“很好。”我说。
“我以为今晚能够见到他。”议员说道。
“哦，他医院里事情很多，”我说，接着又补了一句，连我自己都想不通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的社交生活也很丰富。”
“他的社交生活？”议员笑着问，“迈克·格罗斯曼有什么社交生活？”
“他出轨了，”我说，“我知道他在外面有个女人，不过可能还有其他我不知道的女人。我觉得非常丢人，不知阿维娃知不知道这件事。我尽量瞒着她，因为我希望她能爱戴、尊敬她父亲。但我总觉得，即便你对孩子有所隐瞒，他们冥冥之中也感觉得到。总之我很担心，亚伦，这样的父亲会对她的品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真的很抱歉。”议员说。
“事实就是如此。”说完我便离开去组织学生了。
议员先生演讲的内容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作为安纳波利斯全城仅有的几个犹太裔小孩之一，难免会产生“孤家寡人”的感觉，这其实并不是件坏事。议员先生说，做个“孤家寡人”可以帮助你理解弱势群体或贫困人群的处境。对政府来说，最危险的做法就是目光短浅，以自我为中心。要成为优秀的领导、善良的公民，就要顾及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群的需求。
他这种傻瓜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还真不赖。
我带领大家走进礼堂门厅与议员先生见面，却到处都找不到他。我走到后台的更衣室，正要敲门，忽然有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乔治摇摇头，脸上的笑容进退两难，像是个听国王讲荤笑话的农民。
“不必担心，瑞秋。我去叫他，”乔治低声对我说，“我一会就带他去找你。”
议员打开门，阿维娃的口红模糊一片，下巴也蹭得通红。房间里弥漫着肉欲的腥味。哼，还有什么好遮掩的？这分明就是云雨之后的味道。
“阿维娃，”我说，“你过来。”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面巾纸递给她。
“议员先生，”我说，“你该去礼堂门厅了。”
议员让乔治和阿维娃先走一步。
“瑞秋，”他压低声音说，“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假如有人告诉你一件事“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件事几乎百分之百就是你想象的那样。“你太无耻了。”我说。
议员点点头，说：“是的。”可他的赞同并没让我觉得舒心。
“她才二十岁，”我说，“要是你想做件善事……只要你还有点人性，你就应该马上了结这件事。”
“你说得对……”他说，“真奇怪，这些东西……衣物柜、棒球棒、长凳……学生们今年要表演什么？”
“《失魂记》。”我怀疑他根本没听见我说话。
“《失魂记》，”他说，“是关于什么的剧？”
“好吧，有一个棒球运动员……”
不过就在这时，我们走到了接待处，议员挤出了一个微笑，我也是。
大约凌晨一点，阿维娃回到了我们家，我事先就知道她要来，因为大门口的保安给我打了电话——多亏了茂林会所的门卫系统。
她眼睛肿得像樱桃，像法律题材电影中的法官一样用手指着我：“我知道你肯定背地里说了什么，妈妈！”
“怎么了？”我问。
“别演戏了，”她说，“我知道这件事都怪你。”
“我没演戏。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说。
“他跟我分手了，”她嘴唇颤抖，抽泣起来，“全都结束了。”
天啊，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像饱吸了一口氧气，像是在严冬经历了漫长而颠簸的飞行之后走下飞机，走出机场，置身于热带气候之中。我彻底卸下了重负，仿佛整个人都舒展开来，我想笑，想大笑，想尖叫，想痛哭，想双膝跪地感谢上天。我走上前，想拉住她的手。“我很抱歉。”我说。
“别碰我！”她挣脱手，说道。
“我很同情你，”我说，“但我也为你松了口气。”
“你根本不在乎我幸福不幸福！”她说。
“我当然在乎。”
“我想不通。你是不是说了什么？你肯定说了。你告诉我，你到底对他说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我告诉她，“我和议员几乎没怎么说话。”
“你给我纸巾之后呢？在那之后你说了什么？你那副表情好像把一切都看穿了。”
“我没有。”我说。
“你们到底说了什么？”
“阿维娃，我都记不清了。只不过是闲聊，没什么。我们聊到了你爸爸！聊到了《失魂记》。”
“《失魂记》？你是说那场演出？”
“就是毕业生表演的那场音乐剧。”
“我错了，”她说，“我不应该……”但她没说她不应该做什么。
阿维娃在迈克挑选的那张深色皮沙发上猛地坐下，我把她的行为看作是放弃抵抗的标志。她的西装外套——其实是我的西装外套——上面有一块浅色的污迹。我想，身为人母大概就是如此，女儿弄脏了你的外套，却要由你来清理。“把外套脱了，阿维娃，”我说，“我好把它送去干洗。”
她脱掉外套，我把它挂在了门厅的衣橱里。
“或许这其实是件好事，亲爱的，”我说，“你自己不是也在考虑分手吗？”
“是的，”她说，“可是我永远都不会跟他说的。”
“我给你做点吃的，”我说，“你一定饿坏了。”
阿维娃站起身，我吃东西的建议再次勾起了她的怒气。“你一边说我胖，一边又像喂猪一样让我吃这吃那！”她喊道。
“阿维娃。”我说。
“不对，你很会说话。你从来不会直接说我胖，而是隔三岔五就把话题引到我的体重上，问我吃得健康不健康，水喝得够不够多，说哪条裙子看着有点紧。”
“没有的事儿。”
“你说我不应该把头发剪得太短，因为这样显得我脸太圆。”阿维娃说。
“阿维娃，你哪里来的这些怪念头？”我说，“你是个漂亮姑娘。你生来是什么样，我就爱你原本的样子。”
“别撒谎了！”
“怎么了？你就是留长发更好看。我是你妈妈，我想让你展示出最美的样子，这有什么错？”我说。
“只有你才会一刻不停地想着自己的外表，吃甜点从来超不过三口，健起身来像疯了一样，别以为你这么做，我就要向你看齐！”她说。
“你当然不用向我看齐。”我说。
“究竟哪件事让你更嫉妒？是我能够迷倒亚伦·莱文那样的男人，还是你没法迷倒他那样的男人？”
“阿维娃！”我说，“够了。这种刻薄的话简直是无稽之谈。”
“而且我知道你背地里肯定说过什么！你要么就是说了话，要么就是捣了鬼！承认吧，妈妈！别再撒谎了！求求你别撒谎了！我必须知道真相，不然我会发疯的！”
“为什么原因非要在我？难道就不可能是学校的环境让他想起你年纪还小，他跟你保持这种关系很不恰当吗？这难道就不可能吗，阿维娃？”
“我恨你，”她说，“我永远不会再跟你说话了。”她走出家门，关上了门。
“永远”只持续到了八月。
夏末时节，我和迈克在缅因州波特兰附近的一个小镇租了一幢房子。我给阿维娃打电话说：“我们这么长时间没有说话，难道还不够吗？无论我做了什么，或者你觉得我做过什么，我都非常抱歉。到缅因州来看看我和你爸爸吧，我非常想你，爸爸也很想你。我们可以每天都去吃龙虾卷和巧克力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