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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悲哀使人精神失常的效应已经得到详尽的注解。在1917年的《哀悼与抑郁症》一文中,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悲哀的举动"从离开墓地到对待生活的正常态度都有所体现"。然而,他指出,在精神错乱中,悲哀最为特殊:"我们从来不会把它当作是一种病症,也没考虑过对它进行药物治疗。"反而,我们依靠"一定时间的流逝来克服它"。我们认为"对它进行任何干预都是徒劳无功、甚至是有害无益的"。梅兰妮·克莱因1940年发表了文章《哀悼及其与狂躁抑郁症的关系》,也做出了相同的论断:"哀悼者实际上是生病了,但因为这种精神状态对我们来说很常见,很自然,我们不会把哀悼称之为疾病……更准确地说,我的推论是:在哀悼中,主体经历了一种变形和短暂的狂躁抑郁症,并将其克服。"
请注意他们都在强调"克服"它。
我需要独处以便他能回来的那晚之后过了几个月,已经是仲夏时分,我才意识到从冬天到春天有很多我无法理性地进行思考的场合。我像小孩子那样思考,仿佛我的想法或者愿望有逆转这件事、改变这个结果的能力。就我的例子而言,这种紊乱的思维一直藏而不露,我想别人并没有注意到,甚至连我自己都没察觉;然而回头看来,它终究一直都在,一直都那么明显。回头看来,过去有一些我本该注意到的蛛丝马迹。例如,关于讣告的事情。我不能看它们。这种情况一直从第一篇讣告刊出的12月31日持续到2月29日。那天晚上2004年的学院奖颁布,我在电影学院的《纪念》短片的快闪镜头中看到约翰的照片。当我看到那张照片,我第一次明白那些讣告何以如此让我烦恼。
我竟然容许其他人认为他已经死了。
我竟然容许活着的他被埋葬。
还有别的蛛丝马迹:有一次(二月末三月初,金塔娜出院之后,但在为了等她康复而推迟的葬礼之前),我发现自己觉得应该送走约翰的衣物。很多人都说必须把衣物送走,他们通常很善意,但(结果证明)这种想帮助我的做法是错误的。我拒绝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自己在父亲去世之后,帮助我母亲将他的衣物分成几叠,一叠是要捐掉的,一叠送到我嫂子格罗丽亚当志愿者的廉价慈善商店去。我母亲死后,格罗丽亚、金塔娜、我以及格罗丽亚和吉姆的几个女儿也以这样的方式处理了她的衣服。这是人们在有人去世之后所做的事情的一部分,是仪式的一部分,是某种责任。
我开始了。我清理了一个架子。约翰用它来存放针织衫、恤衫和我们清早在中央公园散步时他所穿的衣服。我们每天早上散步。因为喜欢走不同的路线,我们并不总是一起走,但我们知道对方走的路线,会在离开公园之前会合。架子上的衣服就像是我自己的,我很熟悉。我不再想着这个。我放起了一些衣服(一件他穿的时候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针织衫,一件金塔娜从亚利桑纳州带给他的峡谷农庄度假村恤衫),但我把架子上多数衣服装进袋子,将那些袋子送到马路对面的圣詹姆士长老会教堂。我壮了胆子,打开一个橱柜,塞满了更多的袋子:新百伦牌运动鞋,户外运动鞋,布鲁克斯兄弟牌短裤,一袋又一袋的袜子。我将这些袋子送到圣詹姆斯教堂。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带上了更多的袋子,来到约翰的工作室。他的衣服放在工作室。我还没准备好处理掉他的西装、衬衣和外套,但我想我能处理剩下的鞋子,当作一个开始。
我在那个房间的门口站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