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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每个俘虏都有自己的消遣。但我们有共同的事做：睡觉。衰老与监禁传授同样的道理：睡眠会消灭时间。葡萄牙人口中的“加扎之狮”在我身旁打鼾。这个称号肯定了他作为国王的尊荣。对于狮子，欧洲人会赋予三种归宿中的一种：或猎杀，或关进动物园，或在马戏团驯养。加扎国王则集这些归宿于一身。
日子过得平淡无奇，直到一个灰暗的下午，要塞的医生前来察看。有人向他说起恩昆昆哈内的胸口痛和发热的症状。病人接受听诊时，达邦狄王妃宣布了她的诊断：国王胸中有一只鸟。夜里能听到那只鸟的叫声。是<i>希柯瓦</i>，一只猫头鹰，达邦狄说。得把它赶走，王妃表示。医生摇摇头。是病，是胸膜炎，他以权威的口气宣布。
第二天，他们用担架抬走了恩昆昆哈内。戈迪多随父亲同行，充当翻译。女人尖利的哭声混入车子载国王去医院时的鸣笛声。众王妃哀恸不已。她们无法在异乡和丈夫告别。她们要来刀片，剃掉了头发，要等丈夫回来才再留起头发。夜里，达邦狄不再抱我。国王不在时，她不能碰我。我不纯洁，她解释道。我身上带着个混血儿。
从医院回来，恩昆昆哈内身上有了健康，头脑中有了打算。在病房时，他儿子戈迪多听到些谈话，得知了一件让卢西塔尼亚宫廷上下夜不能寐的事：阿尔瓦罗·安德烈亚的报告。沙伊米特盛举的另一个版本是颗正待爆发的炸弹。共和派迫切地想要传开这份文件。王朝的英雄事迹面临被粉碎的危险。
恩昆昆哈内要求面见要塞司令。他要和狱方谈判：他会为莫西尼奥的说法作证，只要为他提供更好的监禁条件作为交换。这要求见了效：第二天，我们住进两个大房间，通风良好，还备了换洗衣物。此外，我们早上还能待在外面的院子里。当天，我在草地上舒展身子，撩起外衣，让阳光温暖我的肚子。我的孩子得知道他来自另一片土地，那里满是热与光。
阳光不仅是馈赠。我已不再做祷告，而把阳光当作良药。每天早上我都在院子里舒展身子躺下，双脚向南，脚趾触碰故乡的村庄，躺到皮肤开始烧灼。我渐渐喜欢上里斯本和它清澈蔚蓝的早上。会有人只为天空就爱上一片土地吗？
在被阳光照亮的时间里，我想着故乡的女人。我得出结论：如果说这座要塞里有王后，那就是我。同行的这些女人，和在我们国家生活的穷人所差无几。要不是离开了村子，我就是几百年来走进丛林又背着干柴回家的那些女人中的一个。那是她们自从学会走路就背上的责任。她们的双臂比身体其他部位长得更快，是为了更好地侍候男人。表面上，她们是为家庭操劳。但不止于此：她们是在积攒点燃世界的柴火。将有一日，我家乡的女孩会走进学校，手上拿起书本。在里斯本那些阳光灿烂的早上，我这样梦想。
过了几天，他们给我安排了单独的房间。我还以为是优待，但其实是惩罚。我在那里接受了要塞司令的接见。他指令明确：我要从俘虏嘴里套出情报，再汇报情报的内容和来源。恩昆昆哈内和齐沙沙是秘密的所有者。葡萄牙人确信，虽然身在远方，这些俘虏还在指挥莫桑比克的抵抗行动。这个想法也许过于强调阴谋，但战争确实没有随加扎国王被监禁而结束，马普托和马古德附近出现了新的叛乱中心。
这些消息是葡萄牙政治宣传的绊脚石。如果说这对葡萄牙人来说是坏消息，那么于我就是真切的灾难：每天夜里我都从翻译变成告密者。我没有选择：要么揭发我的族人，要么分娩后就被送回莫桑比克。我将独自远行，失去孩子，失去热尔马诺，也失去我的梦。
我最终编造了事实，来满足监禁我的人。假与真之间仅有的区别在于说服与否。于是每晚都有书记员记下臆想的密谋。最糟糕的是，我渐渐在那些虚假的检举中创造出乐趣。
直到从加扎传来消息：有人杀了马吉瓜内，那个变成了鸟的战士。他们谋杀了那个维持了恩昆昆哈内王国最后一点火星的人，斩下了他的首级。他的死必须有见证：他的头颅被用铁矛挑起，挨个村子示众。数日以后，头颅上爬满苍蝇，腐烂得面目难辨。人们看见就低头跑开。他们不必见证。他们用葡萄牙人不知道的方式了解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