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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你是我孙子!叫我奶奶吧。懂乔皮语吗?”
“不懂,伊……”
“因为我早就不说葡萄牙语了,现在只说乔皮语。”
“可……您正在说葡萄牙语。”
“我听不清。你得大声点。”
“我说您正在说葡萄牙语,还说得很好。”
我伸手去摸他的头发。我的孙子躲开了。皮肤、眼睛、嘴唇,全都可以掩饰人的种族。只有头发不会说谎。而我急于判断那副身体的真相。
“我说的你都能懂吗?”
年轻人点头,说:“都懂!”我请他进来。他迟疑片刻,礼数周全地抖抖鞋子。我曾多么怀念这个礼貌地抖动身体的动作!男孩背了包,走路时弯着腰,不是因为负重,而是出于礼貌:他想要说话时离我侧脸近些。
远处传来爆炸声。“是子弹吗?”我问。“是烟花,”年轻人回答,“人们在准备庆祝宣告独立的宴会。”他兴奋地补充:“我们会有一面旗,伊玛尼夫人!一面属于我们的旗帜!”
“你很像热尔马诺,笑起来跟他一样。你叫什么?”
他用手摆出贝壳的形状,试图放大声音,又放弃了这个策略,从包里拿出笔和本子。就是这样,我记起来。我最后一次和安东尼奥·塞尔吉奥·德·索萨船长交谈时就是这样。年轻人迅速写下几个短句,手指令时间颤动:他的字迹和我的一样!然而,再次不可避免地,字母在被写下的瞬间尚且可见,随后就变得模糊。我装作看懂了那个名字,不想让年轻人放弃。我微笑着请他进门。
我沿走廊慢慢地走。我不记得我是不是病着。我浑身上下,包括年纪,都成了一种病。
“我是个作家。”来人说道。
年轻人也许在喊,但在我听来,他仿佛在用最温柔的语气说话。城里的白人这样说话,不像我们总是互相大喊大叫。对更有教养的葡萄牙人而言,高声说话是粗俗的行为。对于我们,一群葡萄牙人窃窃私语是掩饰的表现。
我们走进一处堆着石臼、锅、盘子和母鸡的庭院。我孙子一定觉得惊讶。他来自城市,甚至可能来自葡萄牙,想不到这么偏远的村子里会有水泥房子。“这是恩桑贝家的房子,”我告诉他,“是你的家族还留着的东西。”
从外面看,想象不出我们的宅院里有这么宽敞的院子:一棵大杧果树的树荫里,坐着好几个女人。是我那群侄女。我叫她们“影子小姐”。因为她们就是影子。她们横七竖八、一动不动,像是在那块生机勃勃的地面上预演自己的归宿。
我听见那些影子喊:“<i>乌布依,穆伦古</i>!”她们在提醒我来了个白人。像我彻底失明了一样。“孩子们,”我对她们说,“我还没死。我看不清,但还听得见。”
她们快活地大笑。“等等,”我举起手臂,说,“我解释一下:就算白人不说话,也能远远地就听到他们。”我说起我知道的事:在他们的土地上,我和他们一起过了几十年,和他们一样说话、思考、生活。我是黑人,不错。但我随自己的心意出入我的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