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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缄口不语。他很年轻，大概30岁，一条柔和而多毛的手臂垂在口袋里。他站在母亲旁边，低头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她，“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优先考虑的，是病人是否感到舒服。”
“总有一天，你们会感谢我的。”如果我们几个孩子因怀念曾经拥有的便利生活而心生抱怨，母亲便会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从未享受过锦衣玉食的生活，甚至连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也无法企及，但我们毕竟体验过现代生活的便利和安逸。电视一直是家里必不可缺的物件，冲水马桶和拧开龙头就能接水喝的自来水更不在话下。但在这种“返璞归真”的新生活中，即便是最为基本的日常所需也需要疲劳冗长而枯燥的步骤，严密、琐碎而徒劳无功。一台科尔曼牌户外炉、一台艾迪做的用真冰来冷却食物的不大中用的老式冰箱、一只倚着木棚外墙搭起的水槽、一个装水的有盖水桶，这就是我们的厨房了。这里的每一个物件起到的作用，都不及我们在它们身上所下的功夫大。每样东西都需要我们修修补补，倒了装装了又倒，拉过来又拖过去，清空再填满，用泵抽水，添柴火，还得随时留心那些物件的使用寿命……
舒服？！如果想让我母亲感到舒服，那么那些护士为什么还一个劲儿地减少吗啡的剂量呢？在他们之中有一位男护士，透过紧绷的白色护士裤，他的阴茎的轮廓若隐若现，我甚至希望能把他拽到母亲床脚对着的那间狭小的洗手间里，只要他肯帮我们，为他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我想取悦他，去感受他压在我身体上的重量，去感受他在我发丝间的呼吸，听他一次又一次喊我的名字。因为我想让他报偿我，让他把母亲的病当作大事去重视，想让他因这悲悯而椎心泣血。
我们一面玩着游戏，一面打理着一个花园，它支撑我们在这片似乎千年来无人照管的土地上度过整个寒冬。与此同时，我们在这块土地的另一头搭建的房子也在一天天成形，有望在夏天结束之前就能完工。在劳作时，我们被身边的蚊子闹得一刻也清闲不下来。但母亲不允许我们使用任何损伤大脑、污染环境或伤害子孙后代的化学杀虫剂，而是让我们在全身涂上薄荷油或是胡椒油来驱蚊。夜晚时分，我们喜欢就着烛光来数自己身上的蚊虫叮痕，像79、86、103这样的数字，已是家常便饭了。
母亲请求这位男护士给她多注射些吗啡，她以一种我毕生从未耳闻的方式苦苦乞求，就像一只发疯的狗。而面对母亲的哀求，男护士却一直看着他的腕表，一眼也没有扫一下母亲。无论他对母亲是答应还是拒绝，那张脸上的表情都丝毫不曾改变。有时他会一语不发地给母亲加药，有时则用冷硬的声音断然拒绝。母亲边恳求边抽泣，她的泪水不像正常站立的人那样掠过颧骨流向嘴角，而是溢出眼角、滑过双耳，然后滚落进她散在病床上的乱蓬蓬的发丝之中。
“我是谁？”这是我们在游戏的时候一遍又一遍提的问题。在这个游戏里，有个人要先想好一位名人或普通人，然后其他几个人就可以无限制地提问，依照得到的“是”或“否”来判断这个人的人名。“你是个男人吗？”“你是个美国人吗？”“你已经死了吗？”“你是不是查尔斯·曼森？”
母亲并没有活够一年。她没能等到10月，没能盼来8月，也没有迎来5月。在德卢斯的医生第一次查出她患癌症后的第49天，在梅奥医院的医生再次确诊后的第34天，她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这其中的每一天都像是一种永恒，日子一天天地堆叠在一起，变成了浓雾中一种清晰可见的冷酷。
家里又剩下了卡伦谢莉尔利夫和母亲，与母亲单身一人时的情形没什么两样。那年夏天，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我们都很少离开彼此的视野，除此之外也看不到其他人。在距离我们20英里处的两个相反方向各有一座小镇，东边的小镇叫作穆斯莱克，西北边的镇子名叫麦克格雷格。秋天的时候，我们就在其中较小的仅有400位居民的麦克格雷格镇上学。而整整一个夏天，除了偶尔登门造访的八竿子打不着的邻居，这里一直是我们四人的天下。我们拌拌嘴、聊聊天、开开玩笑、闹闹不和，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利夫一次也没来看过她，卡伦在我的再三坚持下来过一次。对他们的冷漠，我既感到心如刀绞，又不禁愤愤不平。我和卡伦讨论过这件事，她怯怯地低声回应道：“我不想看到她这个样子。”然后便潸然泪下。我没法和弟弟取得联系，在我和艾迪看来，他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一位朋友说，他和一个叫苏的女孩一起住在圣克劳德，另一个朋友曾经看到他在谢里夫湖的冰面上钓鱼，但我已无暇顾及他的事了。我每天都要全身心地扑在母亲身上，在她呕吐时为她端着塑料盆，一次又一次地调整那总也放不好的枕头，把她扶到床边带坐便的座椅上，明知她可能十分钟就要呕吐，也要哄着骗着让她吃些东西。而大多数时间，我都在她的身边看着她沉沉睡去。最痛苦的莫过于，看到沉睡中的她，面容仍因痛楚而扭曲着。她的每一个动作，牵动的不仅仅是垂在她身边的静脉导管，更让我的心也一阵阵跟着缩紧，生怕她会弄掉她那浮肿的手腕和手背上的针头。
还没搬家之前，我们把去这块新买的土地叫作“北上”。整整半年的时间里，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北上”。我们用双手清理出一小块土地，在上面搭起了一个只有一个房间的木棚，好让我们五人有个栖身之处。我13岁那年的6月初，我们一家搬到“北上”定居了下来。这搬迁的队伍中，除了母亲、利夫、卡伦和我以外，还有我们的两匹马、两只猫和两条狗，以及母亲在饲料店里买了25磅鸡饲料后免费获赠的10只小鸡。夏天，艾迪会在周末开车回来和我们住。到了秋天，他又忙了起来。他的背已经差不多恢复了，所以他终于又能开始做活儿了。秋季是木工赚钱的旺季，因此秋季一来，他就会抓紧机会去做工。
见她从睡梦中醒来，我将手伸过那一根根导管，将她睡得蓬乱的头发整理好。我柔声问她：“你感觉怎么样？”心中祈盼着奇迹能够出现。
这块地上没有房子，从没有人在这块土地上建过房子。这40英亩的土地上，到处都是树林灌木、丛生的杂草，还有软泥淤塞的池塘以及长着马尾草的沼泽。它们和方圆数英里的树林灌木、丛生的杂草、泥塘沼泽没有丝毫的区别。在成为“地主”的前几个月里，我们一起不厌其烦地绕着这片土地转来转去。我们沿着不靠公路的两个方向一个劲儿地走，好像这么做就能把我们的土地与外界划分开来，让我们能够“自成一统”。而渐渐地，我们竟真的把这片土地和外界划分了开来。原本看似与其他树木别无二致的树，在我的眼里却如人群之中老友的身影般渐渐清晰了，树枝的摇曳突然间有了意义，树叶也像我熟悉的双手一般向我召唤。那一堆堆的杂草，那沼泽泥塘的轮廓，在我们的眼中都成了一种地标，一种除了我们以外谁也无法破解的暗语。
“哎……亲爱的。”这几乎是她能说出的所有话了。话音落下，她避开了我的目光。
母亲初遇艾迪时，并不对这段感情抱什么希望，因为艾迪要比她小8岁。但是尽管如此，他俩还是相爱了。卡伦、利夫和我也爱上了艾迪。第一次见到我们的时候，艾迪25岁。两年后，他娶了我的母亲，并承诺成为我们的父亲——一个能修会补的工匠。于是，我们离开了拥有冠冕堂皇的名字的小区，跟着艾迪搬进了一间租来的摇摇欲坠的农舍里。这间农舍的地板是用沙土铺成的，外墙上刷着四种不同颜色的油漆。他们两人新婚过后的第一个冬天，艾迪在做工时不小心从屋顶上掉下来，摔坏了后背。一年之后，他和母亲用12 000美元的事故赔偿金，以一次性付清的方式，在德卢斯西边一个半小时车程的艾特金县买了一片面积为40英亩的土地。
母亲睡去的时候，我便在医院里随处溜达，经过开着门的病房时，我的双眼便会窥探进去。我瞥见过剧烈咳嗽、浑身青紫的老人，也看到过臃肿的双膝缠着绷带的妇女。
我们拿到钱，像小饿狗一样冲出房门，而母亲则向我们大声叮咛：“过马路左右看！”
“你还好吧？”护士们常用阴郁的口吻问我。
“我们不穷，”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好多好多的爱。”她把食用色素掺到糖水里，哄我们说那是黑松沙士、橙汁、柠檬汁之类的新奇饮料。她用不可一世的英伦腔问我们：“小姐，请问您还要再来一杯吗？”我们每次都被惹得捧腹大笑。她把臂膀大大地张开，问我们她的爱有多大。这游戏永远也不会有终点，因为她对我们的爱早已超越了世间万物。她是个乐观镇定的人，除了几次生气时她情绪失控，用木勺子打了我们的屁股。有一次，因为我们不愿意打扫屋子，惹得她大喊一声“去他妈的”，然后崩溃地哭起来。她就是这么一个纯真良善、宽容大度的人。她的男朋友有叫“杀手”的，有叫“毒品”的，有叫“摩托车手”的，还有一个叫“维克托”、喜欢滑雪的男人。他们都喜欢塞给我们几个孩子5美元，打发我们去商店里买些糖吃，好让他们能和母亲单独在家待着。
“我们还勉强坚持得住。”我回答，仿佛我一个人可以代表我们全家。
那时，我们四人在离明尼阿波利斯一小时车程的一座小城镇上辗转了好几个社区，这些社区都有着特别唬人的高档社区的名字，什么“磨坊湖畔”“巴巴利山庄”啦，什么“林荫洋房”“美景湖畔别墅”啦。母亲换了一份又一份的工作。她先是在一家叫“诺斯曼”的饭店做侍者，后又转到一家名叫“大无限”的餐厅。在那儿，她穿着一件黑T恤制服，胸前印着闪闪的彩虹色的“GO FOR IT”。她曾经白天在一家制造盛装高腐蚀性化学物品的塑料容器工厂上班，下班后就把残次品拿回家来用。这些容器要么有裂缝和缺口，要么就是在制作过程中变了形。我们拿这些容器当玩具，给玩偶当床，或是当作玩具车的车道。母亲没日没夜地工作，但仍没能把我们拉出赤贫的泥沼。我们接受了政府救济的奶酪和奶粉、食品券和医疗救助卡，还有圣诞节来临时，用来救助穷人的免费礼品。我们围着公寓楼的邮箱玩贴人游戏、红灯绿灯停、猜字谜。这个邮箱仅用一把钥匙就能轻松打开，里面寄来的，只有账单。
但这是一场我孤身奔赴的战役。我的丈夫保罗用尽全力，来减少我的孤独。他还是那个几年前让我疯狂坠入爱河的温存而善良的男人，还是那个让不满20岁的我以闪电之速以身相许的男人。但随着母亲向着死亡一步步地走近，我与保罗之间的什么东西也在一点点凋零，无论他如何挽救，终究还是于事无补。我仍然会在一个个漫长的午后用医院的付费电话和他聊天，也会在回到家中的一个个长夜和他通话。我们会聊很长时间，我一边哭一边把发生的事情全部倒给他，他会与我一起落泪，努力想让我感受到哪怕些许的慰藉。无奈，他的话语是如此苍白无力，仿佛无法传进我的双耳。他又怎能体会失去母亲的滋味呢？他的双亲婚姻美满，两人都还健在。在他完好无缺得几乎熠熠生辉的家庭的映衬下，我与他的结合，似乎只能加深我的苦楚。这不是他的错。但与他相处让我感到难以承受，与其他任何人相处也是如此。我唯一能够勉强相处的人，也正是那个让我最无法承受的人——我的母亲。
母亲孤身一人，只有副驾驶座上的卡伦谢莉尔利夫伴她左右。
每天清晨，我都会坐在母亲的床边，试着为她读些东西。我手边有两本书，一本是凯特·肖邦的《觉醒》，另一本是尤多拉·韦尔蒂的《乐观者的女儿》。这些是我们在大学里读过的书，是我们共同喜爱过的书。我尝试着为她读书，然而却没法读下去，因为每个从我口中念出的字都飘散在空气中，消失得踪迹皆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