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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出生于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军人家庭。在15岁之前，她已经在两个国家和美国的五个州生活过。她痴迷于马，狂爱歌手汉克·威廉姆斯，还有一位名叫芭布斯的挚友。19岁时，她奉子成婚，嫁给了我的父亲。新婚不过三天，父亲就在家里对她拳脚相加。她一次次地和他分手，又一次次地回到他身边。她不愿忍受这种虐待，但还是选择了接受。他把她的鼻子打得流血，摔碎了她的碟子，他揪着她的头发，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她拖到人行道上，磨破了她的双膝。但他并没能把母亲打垮，28岁时，母亲终于离开了他，再也没有回头。
我的祈祷也同样是徒劳。我几近痴狂、疯癫地祷告，我祷告上帝，祷告诸神，无论这神灵我是否知晓、是否能够企及，我都要试一试。我咒骂母亲，抱怨她没能给我任何宗教方面的教育。母亲对她那压抑的天主教家庭环境很是憎恶，因此在成人后，她完全切断了与教会的联系。而今，死神就在她的眼前，而我却连个信仰的神灵都找不到。我向浩瀚的宇宙祷告，但愿上帝果真存在于这寰宇之中，希望他老人家能够听到我的心愿。我不停地祈祷，但心气却一天天衰退下去。这不是因为我找不到上帝，而是因为我倏然间真的找到了他——我意识到，上帝一直都在，但他丝毫没有阻止事情发生以挽救母亲的生命的意图。上帝不是美好希冀的恩赐者，而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旁观者。
我是她的女儿，但不仅如此。我是卡伦，是谢莉尔，是利夫，是卡伦·谢莉尔·利夫，是卡伦谢莉尔利夫……在母亲的口中，我的名字与姐姐和弟弟的名字早已混成了一体。她低声轻唤过这名字，大声呼喊过这名字，尖声怒吼过这名字，也轻柔哼唱过这名字。我们是她的心肝儿，是她的伙伴，是她的终点，也是她的起点。我们三人轮流坐在车里她身边的副驾驶座上。她会把双手打开一掌距离，问我们：“我爱你们有没有这么多？”“不止这么多。”我们狡黠地笑着答道。“那我爱你们有这么多吗？”她不断问下去，双手分开的距离一次大过一次。但无论她的双臂打开多大的距离，还是没有她给我们的爱多。她给我们的爱太多，已经超越了双手能够比画出的长度。这份爱无以度量，无以容纳。就像《道德经》中所说的“有名，万物之母”一样，她的爱是无时不在的，是无微不至的，也是不加矫饰的。每一天，她都毫无保留地把爱献给我们。
在人生的最后几天中，母亲的病情波动已不像以前那样剧烈，应该说，她的状态一直很低迷。当时，她手腕上总是插着一根导管，导管上连着一个装着液体的透明袋子，缓缓地往她的体内注入吗啡——她已一刻也离不开吗啡了。清醒的时候，她有时会“哎，哎……”地呻吟几声，有时则不胜凄凉地叹一口气。有时，她会看看我，送给我一瞬的慈爱；有时，她则会翻身再次昏睡过去，仿佛我并不存在；有时，母亲醒来会搞不清自己身在何处，让我给她拿点儿墨西哥肉卷和苹果酱；有时，她会以为她所深爱的那些动物全都在病房里陪着她，她说：“真见鬼，那匹马差点儿踩到我了。”然后便不满地四处张望，想寻到那匹马的踪迹；有时，她则会用手在空气中轻抚，幻想着我们家的猫正靠着她的大腿卧着。那一刻，我是多么想听到母亲称赞我是这世上最好的女儿啊。我并不以这个想法为荣，但我的确渴望得到这样的夸赞，就仿佛我发高烧时，而唯有母亲的夸赞才能为我退烧似的。难抑对这份肯定的渴望，我竟不加掩饰地直接问母亲：“我是不是这世上最好的女儿？”
“去帮我取药吧。”她说，“告诉他们你是谁，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女儿。”
母亲说：“你是，你当然是了。”
正在这时，我们听到医生呼叫母亲的名字：她的药开出来了。
但这并不能满足我。我想要这几个字在母亲的脑海中织结缠绕，然后快马加鞭地传送到我这里。
“你在想什么呢？”我问母亲。这时等候室的扬声器中传来一首歌，是一首没有唱词的旋律，但母亲知道歌词，所以她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对我低声吟唱起来：“纸玫瑰，纸玫瑰，看似真玫瑰。”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说，“我小时候听过这首歌，在这种境地时听到相同的歌，想想真是不可思议，我从来没有料到过。”
我渴望爱，渴望到了火烧火燎的地步。
那是母亲还能活着的时间。
母亲的死降临得很快，但并不突然，像是一缕缓缓燃尽的火焰，由余焰变为烟气，随之又飘散在了空气中。她并没有来得及被这病拖得形容枯槁，在离去之前，她的身形虽然消瘦了些，但还算丰满，还算是一个有生气的女人的体态。她的头发也没有掉光，但由于卧床数周，她的发丝已因受损过度而又黄又枯了。
艾迪坐在我的另一侧，但我不敢去看他。如果我朝他看一眼，我们就都会像薄脆饼干一样彻底地粉碎掉。我想到了我的姐姐卡伦，想到了弟弟利夫，又想起了我的丈夫保罗，还有千里之外的外祖父母和姨妈。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会说些什么呢？他们会如何悲痛欲绝呀？我的祷词变成了“一年，一年，一年……”这两个字在我的胸中，如心跳一般地搏动着。
透过母亲病房里的窗户，我可以看到伟大的苏必利尔湖。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也是最为冰冷的一湾湖泊。想要看到湖景，我不得不侧着脸，紧紧贴在窗户玻璃上，这样才能捕捉到一抹湖光，看到那湖水与地平线连成一片。
“你觉得她是不是有癌症啊？”母亲向我耳语道，声音却不小。
“这可是湖景房呢！”母亲惊呼着，但她太孱弱了，已经无力起身亲眼去看这片湖了。随后，她把声音压低了一些，轻轻说，“我这一生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住一间带景致的房间。”
我们来到药房等着拿药，一袭绿衣的我坐在母亲和艾迪之间，头上还顶着那只绿色的蝴蝶结。环视药房，我看到一个胖乎乎的光头小男孩坐在一位老人的腿上，一位女士的一只小臂不停地抽搐着，她用另一只手死死地攥着胳膊，尽力让这抽搐停下来。她等待着，我们也等待着。还有一位一头棕褐色头发的漂亮女人坐在轮椅上，头戴一顶紫色宽檐帽，手上戴满了钻石戒指。我们三人出神地盯着她，只见一个貌似她丈夫的人和她其他家人向她围过来，她用西班牙语向他们说着些什么。
母亲希望能坐着死去，于是我用能寻来的所有枕头为她搭起了一个靠背。我想把她从医院里带出去，把她安置在一片草地中，让她在那里离开这个世界。我从家里带来一条她用我们的旧衣物亲手缝成的被子，盖在她的身上。
我和母亲来到洗手间，各自将自己反锁在隔间里抽泣起来。我们没有说话，并不是因为悲恸让我们感到孤立无援，而是因为我们的悲恸是如此贴近，仿佛我们已然合二为一了。我感觉到母亲靠在隔间的门上，用双手一次一次地捶打着那扇门，整个洗手间的所有隔板都随之颤动起来。过了一会儿，我们从隔间里走出来，一边洗脸洗手，一边从亮得刺眼的镜子中看着彼此。
“把这东西拿开！”她粗蛮地咆哮着，就像一个游泳的人一样一脚把被子蹬开了。
作为回答，医生拿出一支钢笔，直立在水槽的边上，然后重重地拍了一下水槽边缘。“这支笔就是你接受放疗后的脊椎，”他说，“轻轻一颤，它就可能像薄脆饼干一样粉碎。”
我凝望着母亲。窗外，阳光洒在人行道和积雪结成的冰面上。那天是圣帕特里克节，护士们为母亲送来了一块绿色的方形果冻，放在她身旁的桌上。<a id="jzyy_1_42" href="#jz_1_42"><sup>(1)</sup></a>随着母亲的动作，这块果冻也跟着震颤着。这是母亲人生中最后一个完整的日子了。这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目光呆滞，似睡非睡，时而神志清醒，时而陷入幻觉。
“我还能骑马吗？”母亲向医生问道。她坐在那儿，双手紧攥在一起，两只脚踝也勾在一起，就像把自己铐了起来一样。
虽然不情愿，但那晚我还是离开了母亲。护士和医生们告诉我和艾迪：“已经到时候了。”我总以为癌症患者会在人世上弥留一段时间，因而我以为他们的意思是说，母亲尚有几周的时间可活。卡伦和保罗说好第二天早晨要从明尼阿波利斯开车赶来，外祖父母也说好几天之后要从亚拉巴马州来探病，而利夫仍是杳无音信。艾迪和我打电话联系了利夫的朋友和朋友的家长，让他们给利夫捎话，恳请他能打个电话过来，但他仍然没有打过电话。于是，我决心离开医院一个晚上，找到利夫，把他带回医院来，好让这事儿有个了结。
